2005年1月31日 星期一

恍若重生的紀錄片初經驗




約三年前。

「ㄟ,你看這裡有個紀錄片攝製研習營耶,我們一起去報名!」同學說。

我們兩個毛頭大學生,當時連「紀錄片」是什麼,都沒有個清楚的概念,卻對「紀錄片」這樣的名詞有著說不出的嚮往。後來又找了幾個志同道合的夥伴,攀關係頂著「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名號,揚著關心返鄉農民的旗幟,天真的以為如此,我們就能被文建會甄選上,就此展開紀錄片冒險之旅。

其實當時連小組的組員們,有的甚至連名字都叫不出來,徵選的後果當然可想而知。但在這個準備過程中,我們造訪了所設定的被攝者,一起聊天喝茶,了解了什麼是「田野調查」,閱讀了紀錄片的相關文章,拿起攝影機玩耍,這個攝製紀錄片的初經驗,也讓我發現,拍攝紀錄片所必須具備的條件,當時的我實在太匱乏,對於落選的結果,反而也意外的豁達。

在那些紀錄片相關文章當中,總是反覆的讀到《月亮的小孩》,對於此片的印象,就如同傳統電影教科課上,總是只能在書籍上查及一般,後來因緣際會,終於發現此片的下落,懷抱與著對此片的景仰與好奇,在觀看後,也幾乎徹徹底底的扭轉了我的生命與觀念。

巴拿馬的印地安人稱白化症患者為「月亮的孩子」,意思是他們怕見陽光,只有在月亮出來的夜晚,他們才覺得自在。在1990年,民風保守,知識教育未普及的年代,對於「白化症」的患者,總有著嚴重誤解與歧視。白灰的髮色、斑白的皮膚,配上厚重的眼鏡,成為一般人對於白化症患者的第一印象。看看自己,又看看他們,外表上的差別往往使得大家對他們投以異樣的眼光,也因必須付諸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

我很難忘其中一個媽媽掉著淚哽咽的說著:「別人可以看不起你,但自己不可以看不起自己!」。試想在傳統社會下,這種壓力的背後,母親必須承受與面對多少責難!

能夠單純的觀閱一些作品,得到很單純的觀後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對當時的我來說,那是一段非常難得的經驗。我邊看邊哭,鼻涕湧出,呼吸聲也越來越急促,但礙於面子,只好強忍抑制激動不已的情緒。隨著影片的進行,我原本的觀念也一直被挑戰撞擊,滿臉是淚,悸動不止,我才真正瞭解了所謂「知識解放」的涵義。

《月亮的小孩》對我而言,就像一股神秘的力量,引領著我走入回憶的走廊,牆上掛滿著曾經對他者的譏笑與排擠,曾經鄙視、歧視他人,因無知所犯下錯誤的相片。我沉重的一步步向前走去,羞愧且無地自容,雙膝跪地,流下的淚就像是救贖。

而那一滴滴流下的淚,是因為感動還是懺悔,當時的我早已無法分辨…

(本文刊於紀錄片映像報《創刊號》)

2005年1月30日 星期日

《幸福備忘錄》:打開所有的窗



「幸福」的定義到底是什麼?相愛的人在能夠一起,接著套上結婚鑽戒,許下永遠的承諾,你愛我,我也愛你,在大家的祝福之下,深情的一吻,愛情至死永不渝?

2001年6月26日,台灣法定同性戀者可組家庭,並可領養小孩,佑生與他的另一半葛瑞因為愛,美國、台灣兩地奔,湯姆和漢娜這對女同性戀,簽下了彼此的契約書,答應互定終身,成為台灣第一對同性戀伴侶。

公開的婚禮使得她們必須面對更多傳統束縛與言論壓力,更使得同志在生活中的各環節被打壓,工作無法升遷,在背後被指指點點,上帝造人的時後,也沒有說過亞當與夏娃必須要在一起私定終身,同性愛同性,誰說就必須要幾經波折,不被祝福。

「愛」的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情感,「愛」讓人相互結合,「愛」讓羞澀的人變得勇敢,在邁往幸福的道路上,拆除所有可能的障礙,但是「愛」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大到可以抵擋旁人的異樣眼光,開啟別人的觀點、讓同志族群恢復基本人權並被認同嗎?

湯姆與和漢娜的婚約在今天(3/14)終止了,我看著影片中,湯姆泣不成聲,憤怒的眼神,嚴厲的指責漢娜的不忠貞,「愛」讓一個人的心碎成了千萬片…

佑生與葛瑞的異國戀情,面對家庭與國籍,甚至是文化上的更大壓力,而後他們舉行了婚禮,一直飽受家庭壓力的佑生,經過多次溝通,說服了家裡的大姊,我看著大姊出席婚禮,成為證婚人。之後並積極為他們找尋定所,買了一棟房子給他們,「愛」化解了所有的阻力。片末,佑生大姊在搬家,講了一聲:「能不能幫我把窗戶都打開?」影片隨之結束。

「愛」並沒有性別與年齡之分,打開窗,打開你的觀念,打開所有你封閉的心,打開所有的成見,打開所有傳統的束縛,平等、公平的正視尊重每一個人,不因外在表現而取決他人,然而你的想法是… (此文寫於2003年5月15日)

2005年1月29日 星期六

談「台語電影興衰史」



我想在所謂的7年級生記憶裡,台語片只是《無言的山丘》、《悲情城市》、或者是國台語混雜的《熱帶魚》、《天馬茶房》,然而台語對於過去庶民的文化親和性,已非我們所能想像,以下就印象簡單講述台語片的興衰史。

一,台語片與歌仔戲的難分難捨

台灣光復之後,第一部台語片《六才子西廂記》上映不到三天,票房悽慘,匆匆下檔,但卻也因此牽動日後台語片的發展,導演何基明與麥寮歌仔戲班合作,完成作品,《薛平貴與王寶釧》,受大廣大迴響,奠定日後台語片與歌仔戲密不可分的關係。
(P.S 有人認為光復後的第一部台語片為《薛平貴與王寶釧》,因為《六》片為16厘米底片,而《薛》片為35厘米。)

然而電影這項媒介的興起,卻深深的打擊了傳統戲曲與其表演舞台,當歌仔戲轉而投入電影畫面中,它的一些只有在舞台上才能顯現出的獨特性也因此消失,觀眾也漸漸少往戶外舞台去,轉而投向電影,不過這樣的弊病當時人們並未察覺,而且當時的歌仔戲電影廣受歡迎,投機者也看中這塊市場,一昧的濫拍與製造台語片,電影謀殺了歌仔戲,
就好像日後出現的電視謀殺了電影。

二,台語片第一波高潮

上述提到投機者的出現,這與現在一般現象無異,哪有大餅便往那去,這樣的跟拍風氣旺盛,使得製作與片商快速增加,在1957、58、59三年內,造就台語片的高峰期,跟同一時期的國語片產量比較,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不過令人疑惑的,當時台灣物資缺乏,影片多倚賴外片進口,更遑論拍電影的底片、資金,等人才各方面的問題,但這時期一項政府的政策卻意外的成了這波高潮的推手,也成為台語片興盛的原因之一。

三,造就成功的主因

就現今生活週遭,許多有線電視台強調本土訴求,除了傳統台語戲劇,更有了台語的八點檔(如目前正熱的《台灣霹靂火》),台語總是給我們一些親切、有時候是溫暖的感覺,不過卻也難以避免粗俗、被視為較低水準的語言,但是不可否認的,台語文化對於整個台灣的影響巨大,也有其獨立的文化,這是不可抹煞的。以下分析台語片成功主因:

1.「政府政策奏效」 1955年,為了香港來台拍片所設計的押稅辦法,意外解決了膠片的來源,可能是申報較多的底片進口,但實際上卻沒有用那麼多,於是剩下的便可以轉賣給國內,或是與外商合作,虛設公司,申報進口底片,高價賣出,賺取差額。

2.「文化親和性」 誠如前面所說,台語所帶給人們的文化親和性是很高的,而當時(50年代),文化知識水準普遍低落,外語、國語片的意涵較深,遠不如台語片來的易懂,另外本省人也居多,基於一種文化或是語言上的認同感,也成為支持台語片的原因。

四,跨年代的轉變

1960年,台語片產量下滑,不過還是比國語多。60年代政治風暴、白色恐怖,電影發表的內容必須特別小心,描寫社會不平之處,不可深入說明(日後「健康寫實所走的路線」應此而生)。

1962年,國台語片產量皆暴增,明星制度與片廠體系已具規模,到了60年代末期,台語片產量首次被國語片超越,自此衰退,而到1976年,台語片正式產,日後出現的台語電影都只是插花性質,並以國台語混合居多。1962至1969年,為台語片第二波高潮,從50年代至60年代末期,台語片也完成這項電影傳承的階段性任務,而功成身退。

五,黑白台語、彩色國語

台語片第二波的高峰,源自1962年,正因為之前的三年高峰(57、58、59)建立了台語片的市場與片廠規模,使得台語片得以復甦,但到了60年代末期,又整個衰弱下去。其中有一個很有趣的象,就是黑白電影與彩色電影的差異。

「黑白台語、彩色國語」,簡單的說,台語片大都是黑白的,而國語片則採用彩色,在台語片整個沒落的時候,黑白電影的產量也漸漸的減少,取而代之是新興的國語彩色電影,而黑白影片沒落的原因有:
1.彩色時代來臨:自從電影發明以來,人們不斷的想要想之真實性,有了聲音不夠,還要力求彩色,就在這股風潮當中,黑白電影漸漸被淘汰了。

2.技術成熟:當時使用彩色影片拍攝的技術已純熟,並設有專用的沖印設備。

3.資本太小:黑白膠片通常使用於台語片,也因為台語片資金較少,不得不如此,而後台語片衰亡,黑白膠片也失去市場。

六,台語片消失的總因

1969年,國台語片產量在這年換手,國語片首次超越台語,而台語片也一厥不振,自此未再復甦過,以下分析台語片衰亡的原因:

1.「政策使然」:台語片因為政府採行的壓稅辦法而意外興起,卻也因為政府有意的打壓而衰敗,說是打壓,也許嚴重了一點,當時政府獎勵國語片,而對於台語片則不取締,也不鼓勵,但在送審時,總是遇到百般刁難,使得當時台語片商紛紛灰心,台語片產量減少。

2.「競爭力不夠」:台語片常因為語言問題而無法外銷,相較於國語片,國際市場小的可憐,因此小資金投資,回收小資金,成了台語片的目的了。

3.「急就章精神」:長久以來,台灣不論再任何產業都有一個特性,就是中小企業精神,那兒景氣好,就往哪發展,這種一窩瘋的投資精神,造就了產業基礎的薄弱,只想賺錢,卻沒有回饋,以至於台語片在1976正是停產,這應該是所有人應該負起的責任。

4.「中影影響」:當時國營的電影界的龍頭中影,正好鼓勵健康寫實主義的發展,推動「健康為教化,寫實即農村」的觀念,導演李行在當時拍了多部經典作品,然而這些片主角多是社會勞動階層,但是這些電影卻都以國語發音,居然描寫社會底層的電影,不是以傳統的台語為代表性語言,可謂人為造作的寫實,從此也可看出政府的政策與電影語言往後的趨勢。


(此文寫於2003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