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1年4月29日 星期五

家的所在─《陳才根的鄰居們》

前言:
接續前三次幫教科書出版社撰寫課外參考教材,本次撰寫影片為《陳才根的鄰居們》,配合的是公民2第八章政台海關係的演變,本文刊於2011年「康熹公民報報第四期」。

1996年時,以拍攝、推廣紀錄片為職志的全景全播基金會推出了紀錄片《陳才根的鄰居們》。這樣的片名不禁令人好奇著「陳才根是誰?」,是歷史上有名卻不被大家熟悉的人嗎?還是低調卻有著偉大貢獻的默默行善者呢?

以影片主角的名字直接做為片名的作法,在戒嚴時期是國家領導人、達官政要的專利,像過去的《蔣總統傳》(1965,新聞局)、《蔣中正總統與台灣》(1968,台影)、《總統蔣公哀榮》1975,新聞局),這類政宣影片總是一面倒的讚頌著領導者的偉大,其目的當然是要對人民灌輸意識形態,藉此達到塑造「民族救星」、「世界偉人」,以便宣傳「反共抗俄」、「反攻大陸」的目的。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特別是解嚴之後)以及攝影機的普及,開始漸漸有人將鏡頭對準了生活在你我周遭的普通老百姓,並直接以他們的名字命名影片。像是全景傳播基金會在1990年時完成的「人間燈火」系列,其中有以人間雜誌所報導的某些小人物為題材,也有自己做的田野調查,他們完成了《廖美喜》、《陳添水》、《李文淑和她的孩子》等等;1992年時的「人間映像」系列則有《張火祥》、《王保子》、《曹慶》等等十多部影片。

這些影片共同的特色是記述了社會中許多不為人知的小人物,他們有些是弱勢者,有些是默默行善者,但事實上他們和所有人一樣,有著自己的煩惱、夢想和堅持,試著在社會中找尋自己的位置並努力生活著。這類影片對台灣來說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也是這個時期台灣紀錄片獨樹一格的特色。因為在電視、電影、紀錄片的領域中,這些小人物的故事終於不再缺席,觀眾開始有機會看見社會中真實的角落,反映了社會氛圍的轉變,以及將關注力轉往底層人民的(民主)時代來臨了。


陳才根的鄰居

《陳才根的鄰居們》所記錄的是1996年之前,住在當時台北市南京東路和林森北路交接處的1415號公園預定地違章建築區內七位老伯伯的故事。這一大片違章建築共住了有九百多戶人家,裡頭住了許多中下階層的小市民,以及許多俗稱的「榮民」、「外省老兵」,每個人因為不同的狀況而擠居在這片雜亂的建築中。早期,這裡是日據時代的公墓,後來許多因為戰爭而回不了家以及從軍隊中提早退役的人,開始在這裡以木板搭建房屋,就這樣住了下來。1997年台北市政府因為都市更新案預定要拆除這片大型違建,全景傳播基金會於是趁著拆遷之前,花了兩年時間記錄下他們在台灣落地但卻不知是否該生根的故事。

在他們剛開始進行拍攝時,總時常看見一位老人獨自坐在門口,喃喃自語的不知在說些什麼,上前詢問,只知道他的名字是陳才根,說話語意不清,是隨著國民政府軍隊在民國38年來台灣的。走近他身後的住所,在狹小的空間中有六位老伯伯住在同一戶中,且分居在各自的小房間內。他們一一走到公共廚房和導演打招呼、對話,不太好意思讓攝影師拍攝自己髒亂擁擠的房間,也不願意說太多自己的故事。

但隨著探訪的時間一次次的增加,拍攝團隊和老伯伯們也越來越熟悉,彼此之間開始像朋友一樣閒話家常。在循序漸進的誘導下,這群「鄰居們」慢慢的打開心房,吐露心事,講述自己的身世以及背後的故事。

有的人老家在山東、河南,因為從軍的關係,在1949年國共內戰的大撤退中就這樣隨著國民政府的軍隊來到台灣,心中始終懷著反攻大陸的夢想,希望有一天能夠再度回到家鄉去,沒想到再也無法回去了;有位伯伯來自上海,當時因為來台灣做生意跑單幫,卻意外被捲進了大歷史的洪流,無法回家,只能在台灣長久地待下來,一待就是40年,他笑笑地說:「這筆帳不能算的!」

1987年開放探親之後,許多人先後回大陸許多次。當他們談起自己回到中國家鄉去探望親友時,忐忑的心情寫在皺皺的臉上,既複雜又惆悵,一方面是近鄉情怯,另一方面是緊張著該如何面對多年不見的親友。他們的表情在一愁一笑之間總是含括著無限感慨,夾雜著那種對於家人、對於國家難以言說又無以名狀的感情。被問到老家的狀況時,有人反應:「不能談,這個不要談最好」、「沒有鈔票怎麼回大陸」,也有人的心願是很想再回去看看自己的家鄉和親人。被問到為什麼不想回大陸定居時,有人感嘆著:「那裡的生活我過不慣,在這邊(台灣)是外省人,回去(大陸)了也是外省人。」


屬於人的故事和歷史

在《陳才根的鄰居們》裡,每位主角的背景、如何來到台灣、是否曾想過成家立業、是否想回大陸的種種心情,都透過導演與主角之間的對話一一被傾吐,他們在這幾十年間的生活形態、抱持的心態,總是不脫有家歸不得的鄉愁,以及因為大歷史而造成的遺憾。

近年來有許多紀錄片、文學書籍,選擇站在「人」的角度重新回頭書寫和談論這段大歷史下,這些強調小眾發聲機會的「小敘事」(little narrative)恰恰與強調歷史因果關係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相反,這令失去歷史發言權的無名者也有作為個體的歷史經驗和意義,讓人有機會窺見深藏在人們生命中的血淚故事,而非只是客觀論斷的歷史敘述。《陳才根的鄰居們》也是如此,先將是否對錯擺在一旁,以傾聽和理解為前提,並以人為本,才讓人有機會看見生命本質中的酸楚與堅韌。

影片導演吳乙峰曾說:「1990 年左右人間燈火系列中的《鼻頭角的牧羊人》,故事主角王金瑞是一位十五歲就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老兵,他在鼻頭角站衛兵,退伍後,就在這片山坡地養羊、照顧精障的太太。當時他已經八十幾歲了,很想回大陸,我們就帶他回去,找了好久才找到他老家,但一切人事已非。不過,我們竟在田埂上,偶遇當時和他一起去當兵的人,也是他未婚妻的哥哥。我還記得後來我們提著冥紙去祭拜他父母,他在墳前跪下,哽咽說:『我還在台灣……』的樣子。幾年前,他在台灣的安養院過世了,這樣的故事,在台灣有很多,《陳才根的鄰居們》就是想記錄這些因為歷史原因,造成一生漂泊的人。」


家的所在

《陳才根的鄰居們》片中多次出現低矮違章建築的全景鳥瞰鏡頭,一大片灰黑的鐵皮木板屋座落在都市的精華地帶,就這樣被許多大廈高樓夾圍著。這個鏡頭有著許多含意,除了面積之龐大令人無法不正視外,也有著階級的對比,並影射著歷史的無情與人們的忘性。其中最明顯的則是在這片違章建築區中,至少有著上百人和這群老伯伯們有著類似的命運。隨著鏡頭的橫向移動,有越來越多的違建映入眼簾,導演試圖提醒我們是否曾經關心過他們呢?

影片的最後,《陳才根的鄰居們》並沒有拍到這些違章建築被拆遷的畫面,但片尾一段字卡上這麼寫著:「這裡什麼時後拆除我們不知道,但是人的歷史不能遺忘……」的確,影片記錄下了動人的歷史影像,包括了城市的樣貌與人們曾經的模樣。

關於「外省人」與「本省人」,在過去常常成為一種認識人的簡易標籤,特別在政治選舉時,更會以「外來」、「本土」的對立來激化民眾,結果反而造成族群撕裂與更大的人際傷痕。在《陳才根的鄰居們》中,雖然沒有太多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畫面或爭論,但影片珍貴地透露了這些外省老兵對台灣的真實想法,還有他們面對「命運」的無奈。

這當然是個難得的機會去傾聽不同立場、背景的人心中的想法,這些說法沒有正不正確,只是一種現實,一份真實的情感。重要的是當回到人的本質去思考時,這些人對於親情、愛情、家鄉的濃烈渴望,是無法以簡單的刻板印象和偏見來解釋歸類的,因為那並非是某族群所獨有的,而是一份所有人都共通共有的情感經驗。

正如影片中導演不斷地追問每個人的婚姻狀態,是否在台灣有娶老婆?遠在大陸的妻子有改嫁嗎?關於「家」(家庭、家鄉)的認同,在他們身上有了另一層含意。就靠著彼此相互的扶持,日久他鄉是故鄉,就靠著相濡以沫的情感,幾位鄰居們竟組成了一個這麼特殊的家。

現在(2011)距離1996年,時間早已過了幾年,台灣、大陸的兩岸關係也有著大幅度變化。幾十年來,省籍情結早的結痂逐漸淡化,因為我們都有知曉歷史真相的機會,真正的歷史是由每個人不同的故事所組成的;我們也都習以台灣為家,明白許多悲劇事件的始末,因此有能力和胸懷接受更多的異與同。回顧台灣百年來的歷史命運,那些來自各個時期不同統治政權與這塊島嶼上的多元族群的影響,才是台灣文化得以豐厚美麗的關鍵。這些歷史命運彷彿一則寓言、一種諭示,告訴我們面對他者無須恐懼排拒,而應接納和蘊容。台灣應成為一個讓島嶼上所有人都能安身立命的歸屬,一個更為人性、更寬大溫暖、更具包容力的(國)家,成為一處宛如「家」的所在。


2011年4月18日 星期一

情深的問候─《貢寮,你好嗎》

前言:
接續前兩次幫教科書出版社撰寫課外參考教材,本次撰寫影片為《貢寮,你好嗎》,配合的是公民2第五章政治意志的形成與第六章人民的參政,本文刊於2011年「康熹公民報報第三期」。

2004年之前,一位正在就讀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學生崔愫欣,因為以「反核運動」做為論文題目,只要一有時間,她便會帶著一台小攝影機獨自到北台灣海岸邊的貢寮鄉去蒐集各種資料,因為核四廠預計要興建在貢寮的海邊。由於她沒有受過拍攝紀錄片的專業訓練,因此鏡頭總是搖搖晃晃的,收錄聲音時也有許多雜音,但就是這樣憑藉著一股天真熱情和傻勁,在六年的時間裡,訪問了許多當地居民對於核四的看法,記錄下因為核四而在貢寮引發的許多事件、政府對於核四政策的反覆,以及這個小漁村所默默承受的龐大社會壓力,它的美麗與哀愁。

這些影像最終經過簡單的剪接,成為了碩士論文「貢寮的反核運動紀錄」的一部分,取名為「貢寮生與死」,意指1980年的一個國家政策將改變貢寮未來的命運。然而在一次機緣巧合之下,這些雜亂的影像經由當時全景傳播基金會的協助,有了重新整理剪接的機會。於是在加強了敘事方法、電影語言與故事軸線後,影片不只梳理了反核運動的始末,也傾吐了貢寮人們的反核心聲和原委,於2004年正式完成了紀錄片《貢寮,你好嗎?》。 


反核始末

反核運動事實上是台灣歷時最久、能量最強的社會運動之一。1979年時美國三哩島發生核電廠事故,引發專家學者始質疑台電的核電政策;但1980年時台電卻提出了興建核四廠的計畫,並在1983年完成了貢寮的土地徵收。此後,「核四廠的興建與否」隨著不同的事件(包括1986年的車諾比事件、2011年的日本福島核電廠爆炸)引起大眾注意。到了90年代時,因為政治解嚴,人們開始有機會接觸公共議題,許多人民與環保團體開始走上街頭,強調核能電廠若有意外將帶來毀滅性的危險,並在頭上綁著喊「反核」的黃色頭帶,但政府在1992年卻提出了核四興建案,指出這是未來最環保和節能的發電方式,並在1999年正式動工。

2000年時,以反核為競選政策的民進黨政府上台,隨即宣布停建核四,但卻引來立法院的反彈,提出罷免總統、彈劾行政院。核四停工了100天之後,最後因為憲法和巨額違約金的壓力下和立法院協調,並宣佈復工。

這是反核運動的簡單背景。無論是「戒嚴時期」或「解嚴」之後,核能電廠的興建與否一直都是備受矚目的社會焦點,特別是核四背後牽扯著巨大的利益與國際壓力。在這樣的情勢下,「贊成」或「反對」的意見很容易被貼上政治標籤,特別是核四若是停工違約金必須全民買單。這使得支持反核的貢寮人民始終遭受到強大的輿論社會壓力,彷彿必須背上社會的十字架。貢寮因為核四廠的興築,海岸持續被破壞,珊瑚礁因為土石汙染而死亡,漁民們補不到魚,人口也大量外移,但核電廠在決定蓋在他們的家鄉時,到底誰又傾聽過他們的心聲呢?


貢寮,你好嗎?

崔愫欣說,因為她看見貢寮人為捍衛家鄉所付出的青春歲月,她聽見貢寮人在反核道路一路走來的心酸血淚,她只知道她必須記錄下這一切,她想講一則屬於這個小漁村─貢寮的故事。

因此,《貢寮,你好嗎》顯然帶有一定的立場和觀點,但這並不是一部反核四的宣傳片。相反地,影片藉由書信的往返,寫信給因為意外事件(1003事件)導致保警死亡,必須坐牢的林順源,以感性包裝理性,帶領觀眾以一種深情、細微、總被人忽略的溫柔視角,去觀照那個少人知曉和關心的內心世界,揭開了貢寮居民們長期受到外界誤解與強大壓力的那一面,講述著地方小人物為自己家鄉奉獻努力的故事。

日本著名的紀錄片導演土本典昭曾說:「我一直堅持一個『拍電影的外來者』的立場。即使在水俁(日本水俁病的發生地),我也從來沒有做過用自己所學會的方言來和對方靠近的事。」不會說台語的崔愫欣(外省第二代)也是這樣子謹守著自己的本位,以一個外來者的立場去闡述自己在進入貢寮,和當地居民相處後所看見和發現的許多事情。

她以包容與理解的態度,讓觀眾跟隨著自己本身外來者的資歷與涉入過程,願意仔細聆聽貢寮人的心聲與反核的原委,進而能理解他們究竟堅持的是什麼,又是怎麼樣的強大信念支撐著他們繼續努力……。換句話說,片中的人物不是悲情的訴求者,他們每個人都擁有著鮮明和立體的「尊嚴」形象!

貢寮居民因為憂心自己與後代子孫的生存環境而願意站出來,說明了人民政治意識的形成其實來自於對身邊事物的關心,因而反核也成了一個政治事件,必須寄託參與政治的方式獲得解答。在長期的拍攝下,《貢寮,你好嗎》幾乎記錄下了反核四過程的每個重要時刻,也經歷了三個不同時期執政團隊的反覆政策。貢寮居民在2000年總統大選時,將反核的理念寄託在民主選舉當中。他們到不同的場合去攔見不同政黨的候選人,期望候選人能對核四表態,並具體承諾反核的政見。只是,事實擺在眼前,就像我們所知道的,這些都只是選舉支票,是政治利益下的犧牲品。

台灣曾經歷過重大的苦痛和奮鬥,好不容易才獲得了珍貴的民主自由,然而《貢寮,你好嗎》卻透露了即便我們擁有了民主,但我們還是無法全面性地寄託以民主參政的方式(選舉投票)去實現某些理想。這也是《貢寮,你好嗎》和某些以抗爭姿態去記錄社會運動的影片要來得更珍貴之處,同時也是更令人心碎和悲傷的點。因為在這層意義上,我們曾經信仰的民主卻彷彿死亡了一樣,悲哀的是,人們企圖改變現實的方式,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號召更多人的力量,走上街頭大聲說出自己的訴求。


紀錄片的力量

完成《貢寮,你好嗎》後,2005年全景傳播基金會和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合作,在全台灣各縣市開始了為期四個月的巡迴放映,導演和工作人員帶著影片放映了約40場,場場都進行映後座談。

但他們並不談論拍攝影片的甘苦,而將焦點對準公共政策和環保意識,打破一般人對於能源(核能)的印象並鼓勵觀眾實踐。更特別的是,他們在現場發放明信片給觀眾,並架設攝影機,希望觀眾在看完影片後能寫一些感想或對著攝影機吐露心聲。完成全部的巡迴場次後,這些明信片和影音紀錄將帶回終點站「貢寮」,分享給當地的居民,幫他們打氣。於是在環島不知多少次的情況下,放映地點遍佈了書店、校園、藝文中心、博物館、古蹟、社區大學…等等,三千多名觀眾的年齡層散落各方,也回收了一千三百多張明信片。這次巡迴扎扎實實的以紀錄片落實了公民意識與環境的教育。

2005年8月26日,《貢寮,你好嗎》展開巡迴的最後一站,在貢寮仁和宮的廣場放映,現場有許多在地居民,還有許多從外地來相挺的團體與朋友,觀眾席上除了白髮斑斑的長輩外,也有許多年輕的學子。在簡單的致詞與介紹節目流程後,影片開始播映。而這次播映,是第一次在貢寮當地的大型公開放映,第一次看這部片的貢寮人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呢?在座者無不專心的觀看著。

或許因為影片議題是沉重的,這次放映帶著一種嚴謹的氛圍,在場者緩緩安靜地看著,看著幾個已逝反核前輩的身影,看著自己在片中的模樣,看著過去反核的辛酸血淚,他們始終不發一語,只是默默地藉著眼淚,排解這些年來抑積的龐大壓力……。影片播映之後,他們仍不願意多說什麼,沉默但頻頻拭淚。主持人吳文通在活動最後說:「我對未來還是很有信心的,只要我們堅持下去…」崔愫欣也說,之後她仍會帶著影片應邀巡迴。

一部優秀的紀錄片總被要求在導演、被攝者、觀眾三方之間都有正面的影響。而當崔愫欣哽咽地講述著影片的點滴,貢寮鄉親沉默的應許,還有來自那麼多觀眾的正面肯定時。《貢寮,你好嗎?》真的完成了一個創舉,一個很棒的紀錄片旅行與任務。

一部優秀的紀錄片也不會因時間、時代而褪色失去價值,相反的,時間而更能襯托出影片的好壞,因為它為歷史留下了珍貴的紀錄和反省。《貢寮,你好嗎》裡頭所載記的,是人們為了台灣命運曾努力掙扎過的動人身影,是一份愛鄉愛土的真摯感情;《貢寮,你好嗎》中所彰顯的價值,是唯有帶著謙遜、同情、理解的態度來面對這個世界,真正公義的社會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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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發行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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