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2年10月15日 星期一

金錢之外:記2012南韓DMZ國際紀錄片影展

DMZ國際紀錄片影展(又稱板門店紀錄片影展)於2009年創立,今年(2012)邁入第四屆,影展共為期一周,舉辦地點是位於首爾近郊北方的坡州市(Paju City),而坡州市除了有全世界最大的出版城(book city)外,最引人關注的,便是與北韓交鄰的DMZ非軍事區。

由於緊鄰北韓,又有緊張的政治關係,過去坡州市常常被解讀為「傷痛」、「戰爭」、「分裂」之地,這幾年政府希望扭轉人們對坡州的印象,因而開始大力投資,包括大型藝術村、出版城、購物商城的進駐,這個紀錄片影展也是在同樣的脈絡下創辦,「和平」、「生活」、「溝通」正是這個影展最重要的主題。

不過坡州並非一個生活型的城鎮,換句話說,這裡有點像是個超大型複合式園區,主要由出版城和購物中心組成。人們白天來上班,傍晚下班回家,晚上則空無一人;購物商城假日人潮洶湧,但平日卻寥寥可寂,上百家的名牌店家通常迎接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團。


DMZ影展正是在靠近出版城的Megabox戲院與購物中心的樂天影城(Lotte Cinema)所舉辦,影展還邀請了美聲男子團體2AM擔任代言,並特別將開幕式移到DMZ非軍事特區(通常需要官方特別安排才能進入),在那兒搭建了一個舞台和露天放映,將達官政要、明星名導全都邀請到那,展開盛大的開幕典禮,並放映英國紀錄片《乒乓》(Ping Pong)做為開幕片。

《乒乓》的記錄的是全球80高齡以上的乒乓球選手,他們因要參加國際老人乒乓大賽而準備和相遇的過程,影片並沒有採取刻板印象切入,反而帶出了運動對他們而言的興趣和意義,通俗卻不失深度。但令人納悶的是,一個強調「和平與溝通」的紀錄片展,為何選映此片開幕,又為何大張旗鼓地將整個典禮搬移到DMZ特區去呢?影片、區域、觀眾三方之間,似乎沒有任何對話的橋樑。

影展主席趙在賢(著名演員)表示:「大眾普遍認為DMZ國際紀錄片影展所介紹的影片較難理解,而今年舉行的第四屆影展打破了這種偏見,是以一種容易理解而又親切的形象,懷著想與大眾進行交流的紀錄片人的抱負,而準備的一場電影盛宴。」這個觀念並非難以理解,許多與歷史、政治有關的紀錄片對一般觀眾而言,的確嚴肅沉重。然而,大費周章地把影展舉辦在充滿為了消費而聚集的人潮所在地,就真能讓一般觀眾更接觸紀錄片嗎?

本屆影展選映了來自37個國家的115部影片,共有12個單元,最多同時在8個廳同時放映,周邊還有各式琳琅滿目的活動(歌唱表演、辣妹勁舞表演、攝影展、花坦克大遊行、互動遊戲等等)。然而,電影的場次之間,都間隔約一小時以上,空檔期間只能逛街別無他事;專業的論壇觀眾也不如預期,每場僅約二、三十人,至少三分之一以上都是志工;數量驚人的年輕志工身穿紫色polo杉制服、橘色的風衣外套,配戴著影展訂製的腰包,他們一群群無所事事地,緊盯著手機螢幕在工作崗位上打發時間。

種種現象似乎已隱隱透露「本末倒置」的問題。這究竟是一個文化妝點政治或城市的活動?還是一個紀錄片影展?影展中的片單不乏來自全球最優秀頂尖的紀錄片,但各種做法、措施、執行度,真的不禁讓人思考,在這個影展中,到底有誰真正關心紀錄片呢?

確實,DMZ影展有著很高的預算(約12億6千萬韓圜,約3千4百萬新台幣),活動的旗幟、海
報、大型輸出、造勢活動都一樣不缺。但回歸本質,真正的電影活動卻執行的零零落落,沒有深入的討論,也沒有創造對話的平台,內容與形式的落差,幾乎可以用「虛有其表」來形容。

影展畢竟不只是電影的秀場走秀台,文化活動的好與壞,不只取決於主事者的態度,還有他們對於紀錄片的想法和視野,這是推促不同專業的文化活動進步很重要的關鍵。

正如此次擔任評審的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東京事務局局長藤岡朝子(Fuji Asako)在頒獎典禮致詞所說:「紀錄片讓我們看見世界,是與那些資本主義化的、看似國際化的事物相抗衡,與真實的世界相連。」

值得慶幸的是,國際競賽的最終結果,奪得1千5百萬韓圜(約40萬新台幣)白鵝獎的是越南紀錄片《With or Without Me》,影片深刻記錄了在越南西北方村落,因歷史與衛生因素而患有愛滋病的人們,如何在死亡與生存間徘徊,導演的細膩觀察,使得影片跳脫出一般拍攝類似題材所強調的悲苦,並透過他們的生活,看見了人與人之間的愛情與親情,動人而真摯,樸實且深情。在這麼樣一個充斥商業氣息、模仿世界一級影展排場的影展中,總算還有一個令人安慰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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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婉真
※原文刊於2012年11月份CUE電影生活誌














































2012年10月6日 星期六

《景框之外》書評:探尋真實,探尋主體性(文/鄭秉泓)

21世紀之初,台灣電影陷落最谷底,市場佔有率跌至千分之二,在那個台北票房一旦衝破百萬就可以開香檳慶祝兼發稿的低迷年代,《生命》與《無米樂》在2004、2005連兩年寫下票房奇蹟。接下來,由紀錄片工作者發起的自主工會於2006年9月正式成立,不只希望保障紀錄片工作者基本勞動權利、提升專業水平,更以促進產業發展為目標,期望國內紀錄片環境能更健全與完整。

這些年紀錄片工會除承辦中華電信主導的「攝區二三事」徵件、評審活動,也在2009年出版了《愛恨情仇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同喜),由身兼紀錄片工作者及教師身分的蔡崇隆帶領南藝大音像紀錄所學生,針對12位中生代紀錄片導演進行深度訪談,藉以初步填補自1990年以來的史料斷層。

將近三年之後,紀錄片工會有了第二部出版品《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它的前身是曾獲國藝會補助的研究計畫「國家相簿生產者——紀錄片從業人員訪談研究與分析」,依舊由蔡崇隆帶領南藝大紀錄所學生進行訪問。出乎意料的是,《景框之外》並非《愛恨情仇紀錄片》的續篇,反倒像是另闢蹊徑,嘗試突破傳統訪談問答形式對一般讀者所造成的「專業距離」,走出受訪者理當具有「多面向」與「代表性」等宏大使命感的框架。《景框之外》選擇以更明確的觀點、更親和易讀的文字,引領讀者認識在台灣如斯特殊歷史文化脈絡下成長的紀錄片工作者們,釐清他們奮不顧身投入紀錄片領域的不同緣由,並進一步思索紀錄片的美學與意義。

為《景框之外》擔任執筆的林木材,本名林琮昱,他就讀南藝大音像管理所時曾接下《無米樂》台南院線的上映宣傳,因將當時心情寫在部落格上引起廣大迴響,而獲中時電子報主辦的首屆「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個人組最大獎。這些年來,他寫影評、編輯採訪、主編《紀工報》、擔任評審、也策劃過影展,還長期負責「新生一號出口」主題式影展的運作,在紀錄片領域耕耘甚深。此次,他從原計畫的11位受訪者中,選定顏蘭權、莊益增、黃信堯、陳亮丰、曾文珍,再加上出版社提議的李惠仁,嘗試突破制式的訪談改寫形式,轉而以融合傳記、訪談加上評論的文體形式,架構起《景框之外》一書的敘述基調。

誠如林木材在後記引用知名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的名言:「紀錄片,是由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景框之外》無疑是林木材以自己的筆╱文字代替了攝影機╱鏡頭,與這幾位受訪者共同創建了一個奇異的互動世界。

《我的回家作業》
林木材抽絲剝繭直探創作核心,井然爬梳這六位╱五組紀錄片工作者的成長背景與人格特質,試圖從中勾勒剖析這些因緣脈絡與他們作品之間的交相指涉影響。每篇文字的最後都以近千字的評論作結,比如曾文珍那篇的結語命名為「拍自己真正想拍的」,一針見血總結了曾文珍橫跨紀錄與劇情,貫穿私密領域家族紀錄和公眾領域新聞事件之間的創作本質——熱情和自由。因為心懷熱情,曾文珍在大學時期進入全景映像工作室實習,奠定紮實的紀錄片基礎,從畢製一路拍到出社會後擔任執行製作跟著拍攝團隊上山下海仍能樂在其中。因為崇尚自由,曾文珍從學生時代即持續以自己的方式衝撞校內規範和體制,先是體驗了解嚴初期正萌芽的言論自由滋味,後來在出社會八年已具足夠影像資歷當下毅然報考南藝大紀錄所,不僅勇敢與學校不合理規範抗爭,還憑藉以自己母親為拍攝對象的習作《我的回家作業》,打破了紀錄片題材總須與公眾領域有關的迷思,堪稱充滿爭議的「南藝學派」最光輝燦爛的開路先鋒。

林木材憑藉一股宗教般的使命感,以文字追根究底景框之外的「真實」,感性細寫母親如何深刻影響曾文珍的人生態度,同時又理性分析她作品中的「對話目標」,肯定她自由表達意見的創作初衷。總結而論,透過這六位╱五組作者的明確定位,林木材顯然嘗試以個體經歷書寫作為起點,再從較宏觀的角度審視其人其作在台灣紀錄片發展史上的份量與地位,最後將其與國族脈絡下的主體性追求做出連結,因而賦予了《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與其他紀錄片書籍相較之下更恢宏廣闊的視野高度和歷史感。



※本文刪減版刊於2012/10/6「中國時報開卷版」PDF下載),此處為完整版,感謝作者同意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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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秉泓,影評人、著有《台灣電影愛與死》,部落格:關於電影,我略知一二
《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新書資訊


《景框之外》推薦序:真實之外(文/蔡崇隆)

最近參與一部歷史紀錄片的製作,主題是台灣中部一個政治世家的三百年滄桑。研究人員與編導花了近一年的時間考察歷史文獻與家族書信,再以戲劇重演的方式再現先人面對時代考驗的反應與抉擇。

好不容易全片在暑假開拍,劇組以電影規格在古老宅邸揮汗拍攝,演員們則賣力地詮釋歷史人物的喜怒哀樂。穿梭片場,我不禁私下揣想,耗費這麼多人力物力的目的是什麼? 不就是為了追求真實嗎? 但只要考證出了差錯,美術攝影做不到位,表演者的火候不夠,一切的努力就可能付諸流水,或許它仍可被視為一部有質感的劇情片,但與追求真實為目的的紀錄片就沒有太大關係了。

所以根本問題是,「真實」是什
?如果不管劇情片,紀錄片或現今常見的劇情/紀錄混血片,都很在意真實與否,那麼「真實」必然是個很迷人的東西。

我常有機會詢問學生或觀眾:紀錄片與劇情片的差別是什麼?得到的答案也多半和真實有關:「紀錄片比較真實……」,「紀錄片能呈現真實的人事物……」。在我自己的創作歷程中,讓我最有感覺的也是許多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所紀錄的人物點滴,例如蘇建和控訴警察刑求的激動語塞,公娼阿姨麗君與路人的街頭論戰,新移民強娜威與老公的家庭衝突……。這些難以預料,無法安排,更不可能重演的魔幻時刻,也許就是劇情片永遠不能夠完全取代紀錄片的原因。

但是,難道「真實」就是紀錄片的全部嗎?我認為,它必然是核心價值,不過「真實」之外呢?總還有些別的吧。首先,紀錄片的真實既然是透過影像的再現,就勢必只能是有限的真實或局部的真實,而不是如一般人常以為的---紀錄片能反映百分之百的真實。

再以我的紀錄片人物為例:有別於螢幕上的嚴肅,其實蘇建和是個蠻搞笑的人; 不同於畫面上的強悍,麗君與強娜威私下都頗為靦腆。哪一個他或她才是真實的?我只知道,如果你認為透過一部紀錄片(不管它做的多好或多長),就可以完全瞭解一個人物的性格或一件事的來龍去脈,那就太天真了。你所能看到的,完全取決於導演/工作團隊想讓你看到什
,或以他們的能力,能讓你看到什

進一步來說,紀錄片的觀點將會對你所看到的真實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一樣是政治受難者的題材,曾文珍與顏蘭權,莊益增會有相當不同的切入角度。一樣是環境生態的題目,黃信堯與李惠仁會有大相逕庭的議論方式。你沒辦法說他們作品呈現的哪一個才是真實,你也不能抱怨他們都太過主觀。每一個作品不可避免的隱藏創作者的個性,意識形態與成長歷程。所以我必須再次殘忍的打破許多人對紀錄片的幻想:紀錄片能客觀的反映它所紀錄的真實。也許現實環境與傳播媒體的表現令人失望,紀錄片相對客觀地呈現了較多真實面,但因此給予過高期待恐怕也沒有必要。

既然這樣,紀錄片還有什麼好期待的?對我來說,紀錄片值得珍惜的,本來就不在於真實或客觀與否的命題,而是如本書所介紹的幾位導演及其作品所揭示的,除了觀點之外,還有關切(concern)。兩者相乘而產生的巨大能量,你可以看到紀錄片有時如一把利刃,插向官僚主義的心臟; 有時如一道清溪,流過尋常百姓的村里; 有時如一顆奇石,投入幽暗歷史的深谷; 有時如一把探針,刺進私我最不可言說的痛處。如果不是出於對土地,社群,家庭及自我的熱愛與關切,我們不會看到這些傑出作品的誕生。

這些年中國熱席捲了西方世界,包括中國紀錄片也受到高度重視。中國大陸很像八零年代解嚴前的台灣,充滿了騷動不安的氣氛與千奇百怪的社會現象,誠然是紀錄者的天堂。高度自由與富裕的台灣,好像就沒什
好紀錄了。所以雖然紀錄片徵件與競賽仍然屢見不鮮,但多半主題虛浮,為了獎金而來的參賽者也少見紮實作品。你不能說這些紀錄片沒有呈現任何真實的台灣,但你不太容易看到清楚的觀點,更難瞭解作者的關切是什

台灣真的沒有什
值得紀錄的嗎?有學者研究指出,台灣近年來所累積的財富,都流向了金字塔頂端的權貴階級,與絕大多數的中下階級根本沒有關係。社會新聞每隔幾天就會看到有人因為經濟困境而結束生命。直到我寫稿的此刻,被資方惡意離棄的華隆員工罷工仍然在持續。我並不是說紀錄片非得紀錄這些題材不可,但我好奇台灣眾多攝影機的方向到底是在哪裡?如果只是跟隨隨某些制式的主題起舞,沒有深入的田調或蹲點拍攝,那只是讓台灣無所不在的速食文化進一步啃蝕了紀錄片的寶貴資源而已。

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中,萬事萬物都可以消費,紀錄片大概也不例外。但對我來說,一部好的紀錄片,總是蘊含了一些資本巨獸食不下咽,或是吞下去也會吐出來的東西,那是一種對現存系統的省思能力,也是一種難以收編的反抗精神。所以對許多創作者來說,紀錄片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過程。紀錄者的最大收穫,往往不在獎金,而在於路上的緣分與風景。也因為影片本身不是目的,所以當你發現有更值得追求的目標時,或許紀錄的終點也已到來。

2009年推出《愛恨情愁紀錄片》時,我曾擔心台灣紀錄片的榮景即將消逝,三年後來看,舊的問題並未消失,新的危機已經浮現,例如南部紀錄片重鎮南藝大紀錄所的招生人數逐年直線下降,中部國立美術館主辦的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一直無法有效傳承策展經驗,北部歷史最久的本土紀錄片播出平台-公視紀錄觀點,因為片源不足,開始播出國外紀錄片。整體來說,台灣的紀錄片環境正在惡化中,雖然還有很多年輕的創作者留在這個領域,但是他們的未來將面對更多挑戰。

三年前的導演訪談提供了原始的素材供讀者自行取用,但較不利於紀錄片的初學者,所以這一次的續集雖然也訪談了多位紀錄片工作者,但由木材在閱讀聽寫稿之後,再自行研究增補,以導讀的方式寫作本書。為了提高可讀性,木材的寫作策略也有如一部人物紀錄片,充滿了引人入勝的畫面與有趣的情節。最重要的是,他也成功的描繪出每位創作者的獨特面貌,並引領讀者體會其作品的精髓。在台灣紀錄片發展面臨轉折的關鍵時刻,本書的出版希望能對紀錄片工作者與愛好者產生良性的刺激,對紀錄片專業與產業的提升做出貢獻,更期盼未來十年可以看到台灣紀錄片的新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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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隆,紀錄片導演、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理事

《景框之外》推薦序:問答之外(文/聞天祥)

當台灣電影被視為成功復興,劇情片票房動輒以千萬、上億計算的時候。我們卻發現從2010 到2012 連續三屆台北電影獎的首獎,都被紀錄片抱走;2011 年韓國導演李滄東(《密陽》、《生命之詩》)大陸演員黃渤(2009 金馬影帝)來台擔任金馬獎評審,也透露最讓他們感動和意外的其實是紀錄片。顯然台灣紀錄片的能力與潛力,依然不能小覷。

紀錄片在台灣已經走過很多階段:議題的突破、形式的開發、設備的更新外,還有設立專業系所、人才培力、舉辦影展、巡迴推廣,成立工會等。然而一直要到2009 年底,才在蔡崇隆導演的帶領下,完成《愛恨情愁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這本以問答形式為主的專書,讓

我們在影片的分析評論之外,聆聽到12 位創作者許多不為人知的心路歷程與紀錄探索,有趣的是同時也凸顯了提問者(大多是當時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的學生)對於紀錄片種種大哉問的好奇、質疑,真確反映出台灣紀錄片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的自省與對話。

我曉得紀錄片工會的第一本書,出得很辛苦。因此得知第二本《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得以順利出版,不由興奮(這表示還有再續的可能)。與首作最大的不同,是這本新書不再是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呈現,而是加以改寫。對我來講,這兩種形式並無優劣之分,一如紀錄片手法可以百家爭鳴。問題是:由誰來寫?他必須具備良好的文筆,又要深入瞭解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脈絡,而且我認為,他對投入這項計畫的熱情與理想要遠比他的學位資歷還來得重要!

林木材確實是最佳人選。他雖然年輕,但絕非紀錄片領域的生手。他在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的碩士論文寫的就是《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與變貌(1990-2005 年)》,也擔任過2010 台灣紀錄片雙年展的影展統籌;但這些可能都不如他自2008 年起持續籌畫的「新生一號出口」紀錄片映演加座談、以及持續更久的紀錄片評論書寫,更能證明他的專注。


正因如此,《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的可讀性就不只是導演們的開誠布公或訪問者的打破沙鍋,還包含了一個評論者的觀察角度。

例如他描述黃信堯的作品:


《唬爛三小》的動人在於,黃信堯不只將創作視為一種情緒宣洩,更重要的,透過貼身的個人角度和語彙,他將這些私人情緒與記憶「轉化」為具溝通性的事件,並在「命運/死亡」的母題下,以輕挑戲謔的態度,令生命中最負面難堪的遭遇、沉重的殘酷話題,成為一幕幕荒謬的人生劇本,揮霍奢侈,充滿傷感。

對於曾文珍的《我的回家作業》,他說道:

這是部獨一無二的紀錄片,外在條件上,具備了「作業」與「作品」的雙重身份;內在條件則是唯有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對彼此都充滿「愛」,才可能誕生的作品。

林木材寫陳亮丰的那篇文字,則宛若平行剪;,穿梭在她以行政身份投入「全景」紀錄片人才培訓的經歷與感動,以及在九二一地震後改以導演角色參與、記錄的心得。通篇讀來,有如一場合作接力、多重辯證的回顧與反省:

紀錄片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隨著不同創作者而生的獨立視角、理解方式,讓這個世界有著無窮的變化與面貌,不斷解構人的慣態思想、固有觀念,即便是堅定有自信者,也不得不謙卑,學習包容與理解。

而以《不能戳的秘密》驚動朝野的李惠仁,在「驚爆內幕」之外,還具備什麼紀錄特質?他回推到《睜開左眼》:

《睜開左眼》無疑是部反省力十足的作品,構築起「故事」的影像素材包括動畫(小綠人的隱喻)、跟拍畫面、資料影像、自我演出,這部關於影像記錄者的紀錄片,甚至還帶點「後設」(meta)技巧。...不會大刀一揮否定一切,仍呈現了人性中的辛酸與無奈,保有一絲寄望,隱含著淡淡的哀傷與失落。《睜開左眼》雖是批判的,但仍是敦厚的。

對於莊益增、顏蘭權叫好又叫座的《無米樂》,他除了詳細道出兩位導演紀錄角度的變遷始末,也在這部動人的作品看到一些隱憂:

值得肯定的是,《無米樂》成功跳脫出小眾的窠臼,讓更多人能接觸與認識紀錄片,但種種現象背後所隱含的,恐怕是在現代社會中,人與土地的真實距離早已越來越遙遠。

除了流暢好讀,字裡行間還有熱情但清晰的評價,既是他回應給受訪導演的誠懇,更展現其寫作態度的標準。這些見解自可接受檢視,你無須全盤照收,卻無法否認它們能夠刺激台灣紀錄片的再思。

而教我忍不住想再問下去的是,這本書只寫了五組導演,卻有一半以上遭遇過自我表達卻被懲罰的經驗。是曾經封閉威權的時代擠壓出他們更大的質疑能量,還是敏銳易感的心靈開發了紀錄探索的觸角?從叛逆到寬大,從批判到自省,所有看似巧遇的生命彎流,到頭來卻成了凝聚創作藍圖的必經。這當中的每一次選擇,雖然從他們口中都是輕輕托出,其實對很多人而言都是沈重的難題。

觀看,感受,同情,啟動。是創作者按下機器開關的步驟,還是觀賞者被作品影響的階段呢?用文字去記錄紀錄片工作者,應該也是這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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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天祥,資深影評人
《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新書資訊

2012年10月1日 星期一

自由的滋味:記第九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雖然資源和環境很辛苦,但我們很有熱情。」擔任影展志工的畫家導演邊開車邊說。

他和兩位朋友一起到機場接待我們這群台灣影人。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帶了五部台灣紀錄片前往交流,這是第二次與主辦單位栗憲庭電影基金合作,上一次則是去年(2011)的中國紀錄片交流周。

中國紀錄片交流周自2003年創立,於每年5月舉辦,無畏政治與審查,標榜創作應自由獨立,播映過許多生猛有力的作品,像是趙亮以伸冤者為題材的《上訪》(2010)、徐辛調查新疆1994年大火因要讓官員先走而釀成兩百多位學童死亡的《克拉瑪依》(2010)等等。2011年5月,當交流周還在籌辦時期,即引起了北京當局高度關注,最終因不可抗拒的外在壓力而被迫停辦;10月,以劇情片為主的北京獨立電影節,舉辦時則被公安不停地騷擾和阻撓,場地從原本北京六環外的藝術家聚落宋庄遷移到已靠近河北的燕郊,一換再換,沒想到最終還是失敗而歸,無法公開放映,所有人只能撤回辦公室的三合院。

今年,大環境仍然險峻,栗憲庭電影基金嘗試將兩個影展合併,包含了紀錄片、劇情片、動畫片、實驗片,更名為「北京獨立影像展」,於8月18日至26日舉行。為了讓影展得以順利舉辦,他們做了許多妥協,包括幾乎完全不宣傳(僅在博客),不期待聚集太多群眾,割捨了部分政治上較敏感的影片,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希望這一個經營不易的平台不至夭折,能夠留存下來,讓中國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獨立電影人有交流討論的機會。


三次閉幕與游擊放映

即便如此,影展於原創藝術中心舉行的開幕式仍聚集了大批影人、民眾和媒體,可看出大家對獨立電影的支持。在介紹完嘉賓與導演之後,門口已有二十多名公安把守,急欲「清場」,只許人出不許人進,並對外宣稱活動已經結束了;開幕片是女導演黃驥的《雞蛋與石頭》(Egg and Stone),講述一位女孩懷孕後的苦惱與鄉間年輕人的無奈,但影片放映約三十分鐘後,影廳內突然遭遇斷電,現場一片嘩然,一陣等待後,復電無望。

見過大風浪的影展人員們鎮定以對,沒有起任何衝突,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明天、後天乃至接下來的放映,以及大批為了影展而來的人們該怎麼辦;隨即,原訂的兩個放映場地,宋庄美術館與現象藝術中心也被告知不得使用。


影展接著啟動備案,臨時買了空調,借來大量桌椅,趕緊將辦公室改裝,以電腦、投影機等低限度的資源佈置好兩間不大的放映空間,然後用口耳相傳的方式,告訴大家私下舉行的放映時間,並防堵消息外洩。這兩三天,大伙擠在房間內,帶點緊張興奮,帶點壓力好奇,觀看每一部獨具特色的作品,討論關於影片的各個細節和觀點。各種激烈的辯論尖鋒相對,那份對於電影、對於創作、對於自由的渴切,展現在每個人專注的神情上。(但其實便衣公安也混在觀眾其中,與大家一起看電影。)

第五天(8/23)晚上,就當大家以為一切已安穩的同時,辦公室的門口貼上了一紙公告,上頭寫著:「接政府有關領導通知,第九屆北京獨立影像展提前於今日閉幕。」這是影展接獲上級指示,為了避免衝突而自行告示的。於是,晚上大家無奈地在院子裡吃烤肉喝酒發洩,唱歌聊天。

影展總監才偷偷地告訴我們:「選好明天你們想看的電影,早上九點半,會有工作人員在飯店大廳等你們。」原來,放映又改了另一種型態進行。

工作人員開車刻意繞路,以甩開可能跟蹤的人,神秘地帶我們到某個藝術家的工作室看片、參與討論。其實早在影展舉辦之前,工作人員已做好最壞打算,預想可能遇到的各種情況。這個「游擊放映」計畫,正是他們的備案之一。

另外,還有一個「人人都是放映員」的備案。影展將所有參展影片壓縮到防拷光碟中,用電腦就能隨時觀看,僅提供給少數做學術研究或能策動放映的學者、影評、策展人使用,並希望透過光碟,保持與這些專業者的連繫,一方面能收集論述,維持關係,另一方面也試圖將獨立電影推廣出去。在如此高壓的控制下,他們面對壓力而生的能量與智慧,令人深深佩服,更超越了一般人對影展的想像。

躲躲藏藏地,終於來到了最後一天,閉幕式依然照常舉辦。大批人潮湧入閉幕典禮,在熱鬧的氣氛下完成了頒獎。而閉幕的特別表演,是由「草場地工作站」的十幾位年輕人所帶來的融合紀錄片與劇場的跨界表演,緣起於吳文光導演發起的「民間記憶計畫」。這群年輕人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子,用攝影機追索長者們對於三年(1959~1961)大饑荒的的回憶,搭配紀實影像,以及用手電筒、身體、話語的簡單表演,但字字句句吐露的真相卻震攝人心,他們願意直視悲劇真相的勇氣和反思力,讓人感動不已,成為影展中最精彩動人的一幕。


尋找自己的答案

此屆北京獨立影像展共收到約三百部影片報名,分為劇情、紀錄、實驗動畫三個類別,最終入選了約一百部,當中以紀錄片為最大宗,也包含許多實驗動畫短片,數量是歷年之最;英國紀錄片教授Brian Wiston所主講的兩場論壇「打破邊界—紀錄片的新形式」、「紀錄片的原罪—紀實拍攝中的倫理」更是吸引了許多觀眾,其中關於什麼能拍,什麼不能拍的討論,在現場引起很大的激盪。在「中國」討論這種議題,確實格外有意義。

而在多場紀錄片的討論會中,「倫理」、「極端題材」與「何謂真實」是最常爭論不休的議題。或許正是如此,影展選映了一部由戒毒單位出資拍攝的吸毒女故事《鳳凰路》,片中除了吸毒實景、賣春、販賣女嬰等鏡頭,拍攝充滿噬血、剝削和警世含意,還加上大量搧情的配樂,引起現場觀眾議論紛紛,這部影片直接引起了拍攝與被攝者之間倫理問題的挑戰。然而,導演沒有到場座談,選片人也沒有特別說明,反而失去了深入討論議題和拍攝道德尺度的機會,不禁令人納悶影展選片的立場與視野;最後一天,主辦單位也邀集了多方學者、藝術家、影評、推廣者,一起討論獨立電影與影展在中國的未來。

參與了許多場大大小小的座談會、論壇,主題包括了拍攝課題,獨立電影定義,影展的走向等等。我身為一個局外人、外國人,自己心中最深的感觸是──雖然外在環境險峻,但他們心中的火焰是如此熱切,求知慾竟這樣強烈。某些主題在國外或西方早已有定見或豐富討論,但因「語境」的不同,大環境的政治社會情勢不同,中國獨立電影應有自己的脈絡傳統可循。無論如何,關於影像的思索及問題,終究必定要親身經歷與討論,才能得到自己的答案,推促成進步,累積成智慧,如此才能避免只是抄襲他方他人,而能真正從自己的土壤中,生長出美麗的文化之花。


協力建設「小環境」

事實上,對栗憲庭電影基金而言,影展只是一個年度聚會,其最重要與具有前瞻性的資產,則是大量的館藏影片,可供內部線上觀看的數位資料庫,還有每年一期,為期三個月的栗憲庭電影學校,以及未來即將發行的學術性刊物。總體來看,電影基金已在推廣、研究、保存、教學四個方向都有奠基,唯獨「推廣」這一環節,因外部壓力而顯得特別艱難。

被喻為中國當代藝術之父的栗憲庭老師在影展手冊上,寫了篇《協力建設「小環境」》的小文,當中寫道:「我說的『小環境』與『小圈子』有關,又不全是,比如獨立電影人的群體,自然是個『小圈子』,但如果這個『小圈子』在與社會進行交流的過程中,形成一種有價值認同氛圍的民間社群時,就是我說的『小環境』。……當整個主流文化趨向消費和娛樂化的時候,當我們無法靠『憤怒』改變大環境,甚至連憤怒都言不近意的時候,我以為我們能為文化所做的努力,就是促進各個領域民間『小環境』的形成,這是一種建設性的努力,也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文化建設。」

確實,影展最重要的目的正是聚合大家的力量,彼此激盪,提高本地電影創作的水平,培育觀眾的觀影素質,創造環境。換句話說,當嘗試著想要保有這個平台時,或是當交流平台已確然建立後,其最重要的思考還是必須回到初衷,在獨立電影的範疇中,究竟要帶給影人、觀眾、環境什麼樣的鼓勵與刺激?這份答案很明顯地,一定得來自於對中國獨立電影的深入耕耘與長期觀察,而這也是北京獨立影像展未來不可避免的挑戰和難題。


相較之下,台灣的電影環境顯然幸福許多,但仔細想想,我們的電影素質有因此提升嗎?我們的整體環境真的有進步嗎?為什麼不再有人標榜「獨立電影」?擁有看似「自由」的映演環境的台灣,是否在面對電影的思索時,能擁有更多元自由的想法呢?參加北京獨立影像展時,我不時讚嘆著他們求知若渴的熱情,欣賞他們無與倫比的創意,羨慕他們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實踐力,同時卻也不禁想著上述種種問題。

或許,這份擔憂來自於,從他們的努力中,我確切看見了,自由的滋味不是跟隨著大環境或限制而生的,而必須源自於自己的視野、拼搏和付出。這是我從這次一輩子難忘的參展經驗中,所體會到的最最重要的事。


攝影:陳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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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台灣參展影片一覽表


李靖惠,《麵包情人》(工會推薦)
柯金源,《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工會推薦)
李惠仁,《不能戳的秘密》(工會推薦)
陳素香,《T婆工廠》(工會推薦)
陳婉真,《是你嗎》(工會推薦)
黃信堯,《沈ㄕㄣ 沒ㄇㄟ 之島》
鄭宇捷,《壞掉影片》
羅孝文,《就是凍未條》
廖寬元,《臥底系列二:背風之處》
楊凱諺,《黑水》
陳莉華,《馬拉自在》

本文刊於2012年10月份CUE電影生活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