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3年12月3日 星期二

藝遊:我在南非的50天│台北分享會











藝遊:我在南非的50天│台北分享會
分享人:林木材(影評人、策展人)

時間:2013年12月14日(六) 19:00─21:00
地點:後門咖啡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332號
入場費:100元,自由入座(可抵用現場消費,限額35人)
連絡電話:02-27389670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CafeBackstage332
臉書活動頁: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419234341644309/?ref=2&ref_dashboard_filter=upcoming

2013年6月,我獲選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海外藝遊」專案,補助年輕人到其他國家體驗。基於某種原因,我選擇了「南非」,一個大家都很訝異的國家(其實連我也是),主要是去參加紀錄片影展、藝術節與電影節,共計50天,想從藝術活動中體驗南非的文化與歷史,想知道他們如何走過傷痛,面對歷史。

但事實上,我不愛旅行,怕東怕西,這是我第一次獨自旅行。當抵達南非的那一刻起,心情早已變成,別管什麼藝術了,這50天該怎麼渡過?我開始焦慮地每天在外晃遊亂走,卻因此意外遇見許多風景。日子一天天過去,漸漸地,我想,或許,我好像明白了些什麼。


分享者簡介:
林木材,1981年出生於台南,電影文字工作者,專注於紀錄片評論,文章散見報章雜誌與網路,並從事紀錄片推廣工作,包括編輯、採訪、選片、演講、出版、策展...等,亦曾走訪多個國際紀錄片影展,著有部落格「電影‧人生‧夢」與《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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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單位:國藝會

2013年11月24日 星期日

《看見台灣》,見與不見

《看見台灣》是台灣紀錄片中少見的異數,一來是其製作規模與預算,九千萬台幣的預算已可比擬國際上大型的生態或環境紀錄片,二來其採取「全片空拍」的模式,究竟該如何展開電影敘事,成為眾人好奇的焦點,畢竟,空拍景象之浩瀚壯麗,已可從導演齊柏林的平面攝影集中略窺一二。

《看見台灣》的開場,即讓觀眾以一種前所未見的高度與角度,從高空中俯瞰台灣這座島嶼。無論是山谷、森林、河流、海洋,從高空向下望去,大自然確實有著無與倫比、震撼人心的美麗;接著影片開始標註地名,給予難以辨認的地域一個個確切的名字,讓觀眾得以認知該地景。然後,旁白出現了:「不要懷疑,這就是台灣。如果你沒有看過,是因為你站得不夠高!」

對台灣觀眾來說,這旁白再熟悉不過,是吳念真的聲音。但比起清楚的地景標示,片中並沒有清楚說明這位旁白者是誰,其說話方式也不是「第一人稱」,而是以「第三人稱」的口吻展開。

也就是說,吳念真在片中代表的並不是「我(個人)」,其個人性被抹除後,反而讓影片旁白的使用,更接近許多宣傳片慣用的「上帝之音(voice of God)」手法,即從畫面之外傳來(不知是誰,與畫面也無關),帶有權威感的解釋性旁白,再加上《看見台灣》空拍的特殊角度,影片漸漸營造出一種「全知觀點」,亦回應了「站得不夠高」這樣的說法。(但誰有能力能夠站那麼高?站這麼高的意義為何?)

而《看見台灣》的結構,可簡單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看見島嶼的美麗,再來呈現傷痕與問題,最終則提供一個解答或看法。

美麗,指的是台灣的山林與自然之美;問題與傷痕,是過度開發、盜採砂石、水土問題、地層下陷、工業汙染等等;解答或看法,是片中提到的兩位有機農家,洪箱與賴青松,他們以自然農法耕種,善待自然。片尾則安排了原住民小朋友登上玉山山頂唱「拍手歌」,他們還拿出了中華民國國旗對著鏡頭揮舞。

這套敘事方法,在看見「壯觀的美麗」時,可以選擇感性的讚嘆,就像是抒情散文般,讓人感同身受;可是在呈現問題與衝突時,其旁白解釋/解說所給出的答案,某種程度上卻阻斷了觀眾的思考,削弱了影片的想像空間,變相地不希望觀眾知道,不鼓勵思考,完全體現了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tang)曾說過的:「你說得越多,我知道的越少。」



換句話說,當論述邏輯被去政治化後,片中每每陳述問題時,其答案都回到一種反諸個人的的道德勸說,在意小奸小惡,卻沒有大是大非,如同旁白所說:「在每次災難後,人們怨天、怨地、怨政府,那自己呢?」,「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共識的問題」,「環保問題與經濟發展是永遠的矛盾對立與無解。」

只是,底層的人們何辜?片中將環境禍端直指養殖漁民、彎腰農民、盜採砂石業者等等,但到底是誰默許縱容?誰的政策失當?那些對國土規劃、對環境保護、對不法情事最該負責的規劃者、管理者、決策者、權力者,在這樣的「選擇」下,在所有問題都被簡化成每個人的問題與無解的情境下,真正造成問題的原兇們,在片中也就安全隱身了。

當然,對紀錄片/電影而言,「看見」肯定是重要的,齊柏林所採取的「看見」,亦帶有一種眼見為憑的直接意義。《看見台灣》中帶領觀眾看見的,大多的是一種現象或表面結果,但任何狀態都不是一天或一人造成的,特別是環境災害與汙染。當意識到問題後,導演如何「行動」,採取什麼作為,提供什麼樣的檢視角度,其實正是紀錄片中最珍貴的片刻。

可惜的是,《看見台灣》的攝影機始終停留在空中,看似提出問題,但無力也無欲探索,過於簡單的衝突論和答案,無法推展論述的深度。濫情的關懷,最終目的只是教導我們記得去愛。

因此,《看見台灣》中最弔詭的是,影片大量地利用各種影音手法,越要強調「看見」的同時,當看見與聽見的越多,其實也就凸顯了更多「沒看見/看不見/視而不見」的真實,就像是政策失當、官商勾結、環境法律…等等結構性問題;而這些真實,雖然無法直接看見/不容易看見,但相較之下,卻來得更貼近現實,因為這些「無所不見」的權力運作,才是深深影響著台灣這座島嶼的核心。

從這個取向上看,片中「看見」的意義顯得虛妄,或許,「看不見」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這對抱著對台灣的愛而拍攝、標榜「看見」的《看見台灣》來說,無疑是一大諷刺。

而關於「看見/看不見」的思考,則讓人聯想起日本導演藤原敏史的紀錄片《無人地帶》(2012)與藝術家姚瑞中與LSD一起進行的「海市蜃樓(蚊子館)」系列作品。

 

《無人地帶》拍攝福島核災後核電廠周圍20公里的禁止進入區,片中不停地反思與質疑影像「眼見為憑」的意義,旁白說到:「沒被影像記錄下來的事就不存在,但就算被記錄下來後,這些影像又能代表什麼?」尤其,不只因為輻射是看不見的,災難是可以復原的,而是那些真正發生嚴重災難的地方,或許根本不會有影像傳出。

而「海市蜃樓」系列作品,除了是一項調查報導外,也是一種藝術行動,其僅僅是拍下蚊子館的照片與寫下資訊(名稱、地點、日期、造價),沒有多餘的解釋或說明,但藝術的轉化能力,卻狠批和現形了那些看不見的,政府政策的荒謬,以及背後可預見的各種骯髒事。

這兩份作品所延伸的,不僅僅只有情感,可貴的是他們的立場、態度、思考及行動。

回到《看見台灣》,這無疑是一部載著滿滿的愛的作品,情感豐沛,愛自然、愛土地、愛台灣,也企圖以這樣的作品和胸懷感染觀眾。但愛並不是立場,也不是態度、思考或行動;相反地,如果我們把愛當成唯一的觀點時,很多時候,愛就成了一種鄉愿與濫情,一種對討論與究責的阻礙。

就像片尾原住民小朋友在玉山上唱歌跳舞,在山頂上揮舞國旗,最後字卡上寫著:「讓我們一起努力,把家園變得更好。」這些帶有宣示性的溫情安排,一筆勾銷了影片點出的所有問題,反而讓影片充滿教化意味(讓人想起六0年代的政治宣傳影片手法,充滿了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並以歡愉歌舞與口號標語規避現實問題),流於情感的召喚,加上其敘事方法,讓整部作品降格為具有濃厚宣傳性質的紀錄影片。

小說家約翰‧賈德納(John Gardner)曾說:「每件事都會逐漸逝去,唯有選擇除外。」

對《看見台灣》而言,空拍是一種物理高度和拍攝企圖,但卻不是作品格局與深度,其決定性的關鍵從來都不在於有多高、有多愛,而在於見與不見,以及永遠無法迴避的,選擇與不選擇,如何選擇。




2013年11月7日 星期四

走進「視而不見」的世界(核電影影展,策展人的話)


2011年10月,我到日本距離福島僅一小時車程的山形參加紀錄片影展,某天,友人載我們到山丘上俯瞰山形市區風景,一切是如此平靜而美麗。微風吹來,當下的我既困惑又震撼,因為無論怎麼想像,都無法想像核災在半年前才剛發生。

在知識理性上,我們都知道核災的嚴重性,但身處其中,卻充滿了感知上的矛盾。不像那些顯而易見的巨大災害,無形的輻射傷害,日以繼夜不停散播,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僅能在看似平靜的如常生活中,對抗一點一滴累積的傷害,但卻無力改變什麼。嚴重的災區被禁止進入,成了無人地帶,沒有人知道那裡怎麼了, 在封鎖線外,人們開始遺忘。

策劃「核電影(影展)」的原初構想由此而生。電影是「經驗」的藝術,有力量描寫與捕捉現實,透過聲音和影像,我們終於有機會跨過那道封鎖線,踏入禁區,隨著電影尋找真相,一起行動,感受與「核」有關的,那真實又荒謬的情境。

本屆影展,共選映了19部與「核」息息相關的作品,電影著重的不是關於核的知識,或是擁核/反核的論述,而是強調那些與核共存的人、動物、自然,呈現他們被牽動的生命,他們的心境與狀態,誘發我們去思考有關未知的核的未來。



像是德國片《家有核鄰》中那些抗爭了半輩子的人們,在福島核災後,德國政府終於宣布廢核;《夾縫中的天使》裡的阿嬤,堅持一輩子不肯搬離, 在大家都搬走後,孤獨地對著墓地獨語;《無人地帶》裡,核汙災區的農夫死守已枯竭的農地,老夫妻仍企圖重建家園;《祝之島》的淳樸居民,早已把反核當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台灣,談論核能議題常常陷入失焦泥沼中,淪為政治或經濟議題,真相也被各種力量操弄隱瞞。但,面對這些,並不表示人們就是無措無力的,除非是對許多事情「視而不見」。

諷刺的是,輻射的確是「看不見」的。

因而核電影(影展)所要做的,正是要透過電影,邀請大家走進來,睜開雙眼,用行動參與,一起觀看這個早已/可能/即將「視而不見」的世界,尋回人之所以為人的另一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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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影:http://zeronuke.gcaa.org.tw/filmfestival.php
11/22─12/1「松山文創園區」
12/14─12/29「新北市府中15 紀錄片放映院」



零核時代,不核作運動 :http://zeronuke.gca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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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希望之國與311

開幕片
無人地帶
No Man’s Zone
藤原敏史│2011│日本│105 min.│普遍級│台灣首映

2011年3月11日,福島核電廠因海嘯發生爆炸,政府立刻撤離方圓12公里內的所有人,將這裡設為「禁止警戒區」,不許任何人進入。但事實上,除了瓦礫殘骸外,這裡還有人不顧輻射外洩,農人守護著乾枯的田地,老夫婦仍想重建自己的房子,一切竟是如此荒謬又現實。藤原敏史說:「不知為何,這些與核災直接相關的人們似乎完全被忽視了。」




A2-B-C
Ian Thomas Ash │2013│日本│71 min.│普遍級

科學為人類帶來度量世界的客觀標準,但有心人卻以客觀凌駕人性,以數據掩蓋事實。福島核災發生的18個月後,除汙工作投入大量金錢與人力,不斷進行,政府聲稱生活已恢復原貌,但事實是,無形的威脅仍然存在,孩子們開始出現各種症狀。這時,孩子的母親們,挺身而出,決心揭露政府刻意忽略的真相。




祝之島
Holy Island
纐纈AYA│2011│日本│105 min.│普遍級│台灣首映

一千年前,有一群人經海上漂流來到祝之島,在此落地生根,以農耕和捕魚為主,世世代代平靜地生活著。有一天,來了另一群人,計劃在附近設置核電廠,自此,抵擋核電廠興建成為島民們的日常行動。導演第一次拜訪該島時,驚豔於島嶼居民驚人的生命活力,數年後,她拿起攝影機回到島上,見證這場歷時28年,仍持續進行的生命拔河。




再看我一眼:被遺忘的動物們
Returning their Gaze –Animals of the Great Earthquake
宍戸大裕│2013│日本│104min.│普遍級│台灣首映

福島311地震後,出身東北宮城縣的導演,回到了滿目瘡痍的故鄉。六百多個日子裡,他蹲下了身,記錄災後動物的處境,有的流離失所、有的飢寒交迫。攝影機關照了那些因寵物遇難而生活頓失重心的人們,也目擊了冒險潛入禁區援救動物的故事。不高舉批判為鏡,只是引領你我走入災難深處並感受真摯之情,重新以他們的角度來審視這場災難。



人民的聲音(核四篇)
Voice of the People
李道明│1991 │台灣│15 min.│普遍級

90年代的台灣正處於經濟起飛、政治解嚴,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隨著工業的急遽發展,環境污染的累積也一日比一日嚴重。本片紀錄了在90年代的時空下,人民如何找到方式,勇敢吐露自己的心聲。






貢寮你好嗎
How Are You, Gongliao?
崔愫欣│2004│台灣│89 min.│普遍級

一個年輕船員在等候出海的空檔來到了小漁村,誰知一場意外將原本爭取公義的吼聲吞沒,26歲的他失去自由,小小漁村經歷前所未有的政治監控…。多年後,一位外地年輕人拿著攝影機來到這裡,面對始終不曾停歇的驚濤駭浪,將這一群討海人的無悔青春與意志娓娓道來,化為一封封的問候……



單元二:核殤記憶


夾縫中的天使
An Angel in Doel
Tom Fassaert│2011│荷蘭│76 min.│普遍級│台灣首映

Doel是比利時的小城,十七世紀時以風力發電聞名,但如今卻被夾在核電廠與開發中的安特衛普商業大港之間,失去了原來的風土面貌;大多數的人已離開這裡尋找新天地,但有幾位居民堅持不走,75歲的艾蜜莉是他們的領袖,他們捍衛著自己的生命和權利。日子一天天過去,小城不死,但卻越來越凋零,艾蜜莉餐桌的座上賓也越來越少。



核爆青春
The Could
Gregor Schnitzler│2007│德國│104 min.│普遍級

生命的分叉點可能出現在每一刻,有的會帶領你品嚐生命的喜悅,有的卻會引你逼視生命的幽暗,而當兩者同時出現時,又該如何選擇?十六歲的少女Hannah,與媽媽和弟弟住在一個溫馨的德國小鎮,生活圍繞在學校、戀愛的無憂青春裡。當她與同班同學Elmar躲在空教室裡一吻定情的同時,一個不尋常的警報鈴突然響起……



核你到永遠
Into Eternity
Michael Madsen│2010│丹麥、芬蘭、瑞典│75 min.│普遍級

芬蘭的偏遠地區,一項的挖掘地底隧道的龐大工程正在默默進行。人們為了封存自己所製造出來的怪物─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能廢料,必須建立一個絕對安全、經得起任何氣候變化的地道,安然度過至少10萬年。但未來充滿各種不確定性,假若戰爭再次發生,文明經過大浩劫,封印的警示真的能阻擋人類的好奇心嗎?我們是否為後代埋下了無可挽回的災難?



烏拉山變形記
Metamorphosen
Sebastian Mez│2013│德國│84 min.│普遍級│台灣首映

「我很害怕輻射,但生活中卻無法感受它的存在。」當地居民這麼說。1957年9月29日,俄國烏拉山因核武工廠事故,發生了足以比擬車諾比事件的核污災難,但世界上卻無人知曉,當地居民彷彿遺世獨立,默默承受這場災難。本片以風格化的電影語言呈現看不見、摸不著的無形輻射,並描繪大自然與人們遭逢災難時流瀉出的生命力。



核廢人生
Nuclear Waste
Miroslav Slaboshpitsky│2012│烏克蘭│23 min.│限制級│台灣首映

一對小夫妻住在車諾比,丈夫的工作是開著貨車運送核廢料,妻子在輻射去污洗衣店工作。兩人如同時鐘的時針與分針,畢恭畢敬地撥動鐘面每個刻度,嚴謹地遵守生活。但究竟是什麼,讓他們必須上緊發條,規律地轉動?



家有核鄰:德國反核抗爭史  
The Thing Next Door - About Resistance Against a Nuclear Power Station
Antje Hubert│2012│德國│96 min.│普遍級│台灣首映

《貢寮你好嗎》德國版。1973年,德國預定在埃貝河(Elbe River)旁興建核電廠,小鎮居民們一夕間人生轉向,展開漫長的反核抗爭路,儘管大規模抗爭不斷,該電廠仍在1986年車諾比核災後一個月啟用。人們失望,抗爭漸息,只剩下居民們「與核為鄰」;轉眼25年過去了,日本福島核電廠爆炸,德國宣佈「廢核」政策,回首來時路,這些已成為高齡公嬤的居民們,是怎樣的心情?



單元三:核擊:動畫實驗選


核爆之花
Moab
Keren Zaltz│2012│以色列│3 min. │普遍級│台灣首映

不論是好萊塢電影或是記錄影片中,核彈爆炸畫面早已透過各種影像展示在我們眼前,影片作者收羅了各種媒介的核爆影像,將之堆疊、交融,核爆影像仿佛一朵朵花,接連地綻放,眼前影像是美是惡?作者藉此提出了影像本質的大哉問。





車諾比的故事
Leonid’s Story
Rainer Ludwigs│2011│德國、烏克蘭│19 min.│普遍級

一對平凡的夫妻為了追尋更美好的生活而搬至車諾比核電廠附近的村莊,卻意外經歷此生最大的災難。片中交織著這對夫妻的口述、手繪動畫、照片拼貼、與真實新聞片段,在鋼琴聲的伴奏下,緩緩道出1986年車諾比核災人民的深層記憶與傷痛。



末日地道
Fairlights 
Ilinca Höpfner & Helge Henning│2013│德國│10 min.│保護級│台灣首映

小女孩自房間牆上的插座發現了一座由核電產業所經營的遊樂場,隨著她一步一步走著,原本迷人的光景卻變成駭人的夢靨,她忽然間明白,除了眼前更黑的黑暗,她已無路可逃。此片由搖滾樂手Nick Cave擔任旁白,以迷幻懾人的口吻,煽動小女孩進入深邃的地道。



死亡森林鳥男孩
Birdboy 
Pedro Rivero & Alberto Vázquez│2010│西班牙│12 min.│普遍級

一道突如其來的光火改變了小小丁琪的生活,原本溫暖幸福的早晨卻變成無法逃離的噩夢,災難摧毀了可見的事物,也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以及曾經相信的夢想。不起眼的鳥男孩與可愛的小小丁琪,該如何面對未來?



福島繪影
Drawings for Fukushima
Christophe Ballangé │2012│法國│2 min.│普遍級│台灣首映

經歷偌大災難之後,你會如何描繪你的臉?作者利用極簡的線條與驚人的節奏感,刻畫受創心靈那深邃複雜的精神樣貌。









福島少女阿比塔
ABITA. Children from Fukushima
Shoko Hara & Paul Brenner│2012│日本、德國│4 min.│普遍級│台灣首映

少女阿比塔拿著畫筆,在畫紙上彩繪著,房間一幅幅的作品,鮮活生動。她悠遊於畫中世界,漫步於美景中,也化為蜻蜓,穿梭於盛開的櫻花景致;傾刻間,巨大的陰霾覆上,原有的綺麗色彩消散殆盡,蜻蜓失去了輕盈,世界不再開闊,僅剩下四面灰白的牆,還有嗶嗶嗶的機器聲響。 



20萬亡靈
200000 Phantoms 
Jean-Gabriel Périot│2007│法國│10 min.│普遍級│台灣首映

影片展示廣島原爆前後與重建完成後一系列的照片、影片,在不斷疊生的影像、縈繞的音符、詩意的朗頌中,人們記起了什麼?又遺忘了什麼?導演擅於解放文獻影像,賦予新意,精於以電影語言書寫回憶的能耐,不禁令人聯想起他的法國導演前輩克里斯馬克與亞倫雷奈。


2013年11月6日 星期三

藝遊:我在南非的50天│台南分享會











藝遊:我在南非的50天│台南分享會
分享人:林木材(影評人、策展人)

時間:2013年11月16日(六) 19:00─21:00
地點: Room A(咖啡館)
地址:台南市西門路一段607號三樓(樓梯在南寧街口)
入場費:100元,自由入座(提供現煮好喝的自助式飲料)
連絡電話:06-2209797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on.RoomA

2013年6月,我獲選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海外藝遊」專案,補助年輕人到其他國家體驗。基於某種原因,我選擇了「南非」,一個大家都很訝異的國家(其實連我也是),主要是去參加紀錄片影展、藝術節與電影節,共計50天,想從藝術活動中體驗南非的文化與歷史,想知道他們如何走過傷痛,面對歷史。

但事實上,我不愛旅行,怕東怕西,這是我第一次獨自旅行。當抵達南非的那一刻起,心情早已變成,別管什麼藝術了,這50天該怎麼渡過?我開始焦慮地每天在外晃遊亂走,卻因此意外遇見許多風景。日子一天天過去,漸漸地,我想,或許,我好像明白了些什麼。


分享者簡介:

林木材,1981年出生於台南,電影文字工作者,專注於紀錄片評論,文章散見報章雜誌與網路,並從事紀錄片推廣工作,包括編輯、採訪、選片、演講、出版、策展...等,亦曾走訪多個國際紀錄片影展,著有部落格「電影‧人生‧夢」與《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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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單位:國藝會

2013年10月29日 星期二

驚奇之旅:記2013南非國家藝術節National Arts Festival

雖冠上了「國家」這個字,但南非的國家藝術節(National Arts Festival),其實是一個由民間藝術節,主要由非洲最大的銀行Standard Bank贊助執行。

這個藝術節自1974年開始每年舉辦,是南非最重要也最悠久的文化活動,其節目類型包含了戲劇、舞蹈、學生劇場、音樂、爵士、展覽、電影、表演藝術、公共藝術、講座、市集、藝術掃街等等,總節目數超過四百個,規模僅次於愛丁堡藝術節,排名全球第二。

但或許正因這是在「南非」舉辦的,其影響與知名力不如西方國家,大多數人並不曉得該藝術節的質量與規模是如此驚人。


Grahamstown的秘密

國家藝術節的舉辦地,位於南非中部內陸的小鎮Grahamstown,常居人口約四萬一千人,其中百分之77是黑人。這裡距離中部大城Port Elizabeth約130公里,若是驅車前往,大約需2小時車程,藝術節也貼心地在PE機場安排了接駁車,單趟車票是200蘭特。

在殖民時期,1820年John Graham上校首先來到此地開墾,因此該城鎮便以他為名,過去這裡被稱為「聖城」,但如今每年在這裡舉辦的節慶活動約有十個以上,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慶典首都」,也衍生出許多民宿和行業。


其中,國家藝術節是Grahamstown整年度最大的活動,今年(2013)邁入了第三十九屆,於6月27日至7月7日舉辦,為期11天。縱然此時是南非的冬天,這個內陸城鎮晚上溫度約在10度左右,但每到藝術節時,民宿的價格即使翻漲一倍以上,還是一位難求,原本蕭條的城鎮頓時因為活動而活絡起來,湧進大批人潮,根據官方統計,每年參訪人次超過20萬。

除了節慶外,Grahamstown擁有全南非最好的大學Rhodes University,他們也蓋有好幾棟招待所,全由學生管理經營,是藝術節的官方旅館;另外,全鎮的學院、中學也都全力動員,騰出宿舍和場地以容納藝術節的需求。

藝術節看似風光,吸引了來自四面八方的人,也和當地有密切的關係;但我在民宿的導覽書上讀到,小心須自身安全外,原來Grahamstown的失業率達到了百分之70,對當地人而言,藝術節最重要的功能,是能帶來許多工作,注入經濟。許多小孩,特別將自己的臉撲上白粉,學街頭藝人站在路邊靜止不動,歡迎路人投擲零錢。

我隨口問了販售藝術節日報的叫賣小販:「你喜歡藝術節嗎?」

他對我說:「喜歡,我每年都在藝術節打工賣報,因為我平常沒有工作,只能靠打工維生。生活很不容易,藝術節結束後,我就能好好的睡覺了,我要睡到下午五點。我肚子好餓,到現在都沒吃東西,你能給我5蘭特嗎?」

以現實角度來看,對當地人而言,藝術節最重要的不是文化高度或藝術美學,其所代表的,是一個城鎮的命脈所繫(且辦在冬天刺激觀光)。影展手冊的廣告也明白地載明了,自2002年以來,已有約一百七十萬人觀賞兩萬兩千個節目,並貢獻了四億六千萬蘭特給當地的GDP。


場地與節目

國家藝術節每天最多同時有25場表演,共有76個場地,遍佈全鎮,有些是臨時搭建,有些則是借用學校的劇場設備,有些則是公共建築、美術館;而藝術節的辦公室,則在著名的1820開墾紀念館(1820 Settle Monument),該建築佇立於小鎮的山丘頂,向下看可俯瞰整個城鎮;藝術節也貼心地安排了三個路線的接駁車Hopper,可到站牌旁隨招隨停,搭乘一次5蘭特。

節目部分,大致可分為官方邀請的Main以及非官方的Fringe,參與Fringe的表演者/團體,手冊上皆會明列曾幾度參與藝術節,可作為觀眾參考的指標,令人意外的是,每場表演的票價約在30至120蘭特,非常便宜,也可透過南非著名的網路售票系統computicket購得。

另外,在藝術節底下,由於有諸多藝術類型,某些較大的子項目則擁有自己的名字,像是Think Fest(講座)、Standard Bank Jazz Festival、Film Festival等等,可以說藝術節是由這些獨立的子活動所組成的,也可以說這些都是藝術節的一部分。

藝術節同時設有Young Artist Awards,主要頒發給南非結出的年輕藝術家,今年的得獎者共有六位,分別是表演藝術的Anthea Moys、視覺藝術的Mary Sibande、戲劇的Prince Lamla、音樂的Runette Botha、爵士樂的Shane Cooper。


由於我對南非藝術並不了解,預先購票時大多以場地的大小為考量,並以Main的節目為主,開始之前就買了約40張票;沒想到的是,藝術節開演後,Fringe的許多喜劇和家庭劇場表演,幾乎場場完售,成為最受歡迎的類型。

記得從PE搭車往Grahamstown的旅途中,我與另一位來自加拿大的乘客和司機聊起天來,司機說:「這個藝術節真的是不可思議,你們會喜歡的,藝術讓我們沒有隔閡。我參加過好多次,我最享受的是喜劇。」

也有許多人從南非各地趕來參加這個藝術盛會,像是學生、上班族等等;某次早餐時間,我洽巧與人同桌,一對夫妻來自開普敦,妻子擔任會計工作,是第一次來藝術節,丈夫則經商,已來參加過許多次,兩人都刻意將工作排開,為了來Grahamstown體驗藝術節。

對南非人來說,參與這個頗負盛名的藝術節,不是少數人或藝術專業者的專利,而是生活、休閒、學習的一部分。


藝術觀察

在我所觀看的40幾場表演中,戲劇與音樂佔了絕大部分,因為對於解南非的歷史文化感到好奇,挑選戲劇表演時,特別選擇與種族隔離、殖民時代有關的,其他則是隨機嘗試。

意外的是,挑選到今年獲Young Artist Awards的Prince Lamla所執導的兩部戲劇,一部是《Woza Albert》,另一部是《Asinamali》。

Woza是Zulu族語,意思是來吧/這裡的意思,《Woza Albert》是南非經典的劇碼之一,廣受觀眾歡迎,也是最為人所知的南非劇碼。故事的梗概是,如果耶穌回到南非種族隔離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兩位演員獨撐大樑,用誇張的肢體動作與言談互動,帶點諷刺卻又具有同理心的,演出了當時後人們難以嚎叫出的苦,還有繼續奮鬥下去的堅毅,讓觀眾又笑又感動。


《Asinamali》也是Zulu族語,意思是「我們沒有錢」,原劇本寫於1985年,是另一部南非經典劇碼,也被視是以南非種族隔離為背景最重要的一部戲。五位來自南非各地的黑人,因大小不一的原因被關進監牢,整齣劇就是五個演員穿上囚衣,再加上五張椅子,描述他們的人生遭遇與未來想像,對當時的現實有許多幽默反諷,但當中卻帶有深沉的批判,反映了種族隔離時代黑人遭遇的不公,笑中帶淚,觀眾們的反應非常熱烈。

Prince Lamla是南非劇場界的年輕導演,從這兩齣劇看來,其功力已非常成熟,駕馭這些經典劇碼游刃有餘,而其特點是,著重演員的表演,並讓佈景和美術簡單化,透過快速對話、互動反應與誇張化的表演,流暢地將故事接續下去,通俗之餘仍不忘深度,非常精彩。

另一部講述祖魯故事的《Zulu》,是南非劇場傳奇演員Mbongeni Ngema的回歸之作,在退隱27年 後,重新回到舞台上,以祖魯族如何對抗英國殖民的故事,慢慢觸及原住民的認同問題,紀念和銘刻祖魯人抗戰時的偉大精神。這齣戲僅有兩位演員,一位主要是配角與音樂演奏,主要還是由Mbongeni Ngema獨挑大梁,又唱又跳又說,用幾乎是獨角戲的方式,撐完全場,充分展現演員的魅力。

另外,包括以種族隔離為背景的愛情劇《Cadre》與重現曼德拉在robben island
監獄景況的《The Island》,都是由黑人為主的劇團。

某種程度上,可看出這段對南非來說的傷痛史不再被視為禁忌,當歷史的真相已被證實,責任歸屬已有定論時,才有機會與立足點以不同角度去談論當中的各種事件,這些歷史已不斷地被以各種角度切入、重新演繹,平反也好,控訴也好,其所代表的是,南非社會已經有能力和胸懷去檢視和反省這段過去。

其中,我買了一場名為《Rainbow Scars》戲劇的票,故事討論的是南非經歷過種族隔離的後,現代社會中人與人的問題。我因故錯失無法去看,卻在參與德班國際影展時,巧遇了該劇的白人女演員Terry Norton,她從這齣戲談起,延伸出了她對南非的想法。

《Rainbow Scars》的故事背景發生在1997年,也就是曼德拉上台後前三年,是百年來南非種族和解的蜜月期,一個白人母親領養了一位三歲的黑人女孩,但到了2012年,這位黑人女孩的原生舅舅奉重病的生母之命,找尋女兒回去。最終這女孩必須面臨她壓抑和否認多年的,關於自我認同、認知,還有社會位階的問題。

她告訴我,雖然她身為演員,飾演的是白人母親的角色,但她並不喜歡這個劇本。原因在於,黑人家庭看似團圓了,黑人女兒產生了所謂真正的「自我認知」,但最後受苦卻是這位白人母親,而觀眾竟為此喝采。她很不解,為何從頭到尾沒做錯事的母親受苦卻換來喝采?什麼才能稱為真的「自我認同」?這真的算是「和解」嗎?

種族隔離的政策很明顯是錯的,但並非所有白人都是壞人,在1994年曼德拉上台後,看似自由解放了,不過社會上黑人族群卻普遍對其他人產生一種「你欠我」的心態,而白人作為過去的利益者(即便他們不想要),也對黑人族群有著極深的愧疚和贖罪感。有形的隔離政策雖然消失了,但正是這種情結讓社會的矛盾擴大,以黑人為主的中心思維,令「償還」的價值觀隱藏在大家心中,加上社會的轉型仍然緩慢,經濟、治安問題叢生,令很多灰心的南非白人開始大量移民。

Terry Norton以痛切的口吻說著這一切,她愛南非,但看到南非目前的狀況卻感到痛心。在名為藝術的表面之下,總隱藏著更深的文化問題。


音樂的黑與白

音樂部分,除了在DSG區域舉辦的Jazz音樂節總是場場吸引爆滿的觀眾外,藝術節也特別安排了流行樂、古典樂、搖滾樂、電子樂等各種類型,而觀眾的喜好也壁壘分明。

像是藝術節在周五晚上安排了兩場演唱會,兩場都爆滿,一場是2011年成軍的Mi Casa三人樂團,曾經受邀美國白宮在歐巴馬就職典禮上表演,短短時間就在南非迅速竄紅,獲獎連連,樂風多元,揉合了jazz、pop、電子等等,每首歌曲總帶有很強的節奏,並以情歌和舞曲居多。這場演場會吸引了爆滿的觀眾,以黑人女性觀眾為主,全場high翻天,甚至在自己的座位上跳起舞來(隔壁的觀眾還鼓勵我一起跳舞)。


另一場,是有南非女搖滾第一人的Karen Zoid和Bass音樂家Dan Patlansky,Karen Zoid的音樂偏向硬式搖滾,這場則幾乎都是白人觀眾,音樂雖然很動感,但大家仍安靜坐在座位上,形態、氣氛皆與上一場截然不同,也看見了黑人、白人不同的喜好。

周六晚上,則是Soweto String Quartet小提琴四重奏的演出,他們是曼德拉最愛的樂團,與一般重奏樂團很不同的是,他們擅長以將古典樂為加入現代元素,音樂柔和充滿生命力,並帶有南非風情。他們上台時,獲得了觀眾迎接巨星般的鼓掌與喜愛。

這幾場大型表演,都是在1820開墾紀念館的劇院內舉行,場地氣派專業,可容納六百人;而在紀念館的一頭廣場,每天下午也都不定時有免費的表演,有主持人串場,輪流安排藝術節的表演者或樂手,每人約有15分鐘的表演時間,不僅嶄露自己的才藝,也幫自己的演出宣傳打廣告。




Anthea Moys的行動挑戰

在行動藝術中,最有趣的是獲得Young Artist Award的Anthea Moys,她的系列作品名為《Anthea Moys vs. The City of Grahamstown》,要挑戰Grahamstown的各個代表隊,包括足球、空手道、西洋棋、戰爭重演、合唱團、國際標準舞,而在藝術節開始的前三個月,她就開始針對這些比賽,找來專人針對運動、智力、藝術能力進行各種訓練。

對此她說:「對我來說,當一群完全不同情境和背景陌生人們,一起寫下他們的決戰規則,總有種特別的神奇。」

三個月的訓練後,她對各項目都有了清楚的認知和基礎的能力,藝術節的節目,共分成六場,便是她單人對抗這些代表隊;雖然明知不會獲勝,但這卻非全然徒勞,她企圖去挖掘和體現一個失敗者的情境,以自己的作為「女人」的各種特質,來試圖挑戰各種專業的邊界。

比賽雖然實力懸殊,勝負明顯,但她仍用盡自己的努力,讓觀眾看見能力的差別,雖帶有某種娛樂性,但絕非鬧劇一場,每場比賽都是扎扎實實,可想見她在訓練與比賽的過程中,耗費了多少體力和能量;最終,這六場比賽都沒有懸念,Anthea Moys全都敗下陣來,但卻贏得了很多人的尊重。(Anthea Moys : http://www.antheamoys.com

其他還有藝術家Yann Marussich的《Bleu Remix》與《Bain Brise》,前項將自己放入櫥窗內,流出藍色的眼淚和汗,後項則躺在浴缸內,用碎玻璃蓋滿全身,然後再慢慢站立起來,表演時現場觀眾幾乎是冷汗直流,驚悚緊張。

而Gavin Krastin的《Rough Musick》每次表演只限定18人,這18人被帶到一個密室去,第一個房間,先是體驗中古時期對窮人的施捨,房間裡真的進來了一個街上的流浪漢,大家對他丟麵包,第二個房間則是對性濫交者的處罰,大家不只敲打器具發出鼓譟,還可對他丟擲雞蛋,現場的每位觀眾在那樣的情境下,被迫或多或少地成為共犯,體驗污辱他人以及旁觀他人受罰,經驗非常壓迫、不舒服,直接挑戰了每個人的內心深處。


Pieter-Dirk Uys的單人秀

所有參與的表演中,給我最多感動和啟發的,是Pieter-Dirk Uys的單人秀《Adapt or Fly》。

Pieter-Dirk Uys今年68歲,南非白人,是南非劇場界的巨匠。早年他就以政治模仿秀和脫口秀聞名,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捍衛民主與人權,投入愛滋病的救護行動,利用自身力量到各地演講,帶給人們歡笑和知識,多次獲得終身成就獎,是南非家喻戶曉的人物,也擁有很高的國際知名度。其中,他最著名的分身角色,是男扮女裝的Evita Bezuidenhout夫人,利用這個分身嘲諷時事。

1982年時,他在國家藝術節的同一地點,演出了《Adapt or Dye》,起因於當時的南非總統PW Botha建議南非白人對他的施政必須「adapt or die」(適應,不然就得死),南非黑人對此沒有印象,因為當時他們沒有選舉權和工作權,常常流離失所。為了抗議和諷刺這個不公,他將這句話改為「Adapt or Dye」(適應不然就染色),以他擅長的政治模仿表演,表達不願服從的意志,吐露人民的心聲。

32年後(2013),他再度回到這個舞台,以同樣的表演模式,一張凳子、一個講台、一張背板壁報,單人演出《Adapt or Fly》。一開場的序曲,他便模仿希特勒對廣大的觀眾發表言說,接著請觀眾噓他,叫他下台;結果,觀眾的噓聲太小了,他要大家「大聲」的噓他,觀眾這才發出噓聲,燈光暗去,正式開始。


Pieter-Dirk Uys從他個人踏上劇場這條路開始講起,也說了《Adapt or Dye》當年的典故,當時的戒嚴政府,讓他這個從事政治模仿秀的人,常常沒有工作可做,只能偷偷地倒處表演,民主來臨後,他可以暢所欲言了,但社會問題也隨之湧來。

他一方面從個人角度講述自己經歷南非政治民主變化的經歷,另一方面,隨著不同時代,他開始模仿起南非的政治人物,包括PW Botha、曼德拉,英國的柴契爾夫人、Zuma總統…等等。

我作為一個外來者,只知道PW Botha演說時最喜歡用手食指指著別人,是公認的大壞蛋、獨裁者,其餘對南非政治典故固然不太了解,仍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但真正感動我的,是他面對這段歷史的真切關心,並關懷著當下正發生的各種社會問題,還有期盼著南非能夠更好的心態,

劇末,他對觀眾說:「種族隔離是個悲劇政策,如今我們已有了19年的彩虹民主,但看看四周,貧窮問題比過去更嚴重了,司法沒有更公正,言論自由的控管審查仍未消失,這不就是我在1982年帶來的那些嗎?也許歷史在南非不會重複,但也許歷史的韻律是──從種族隔離到更多樣的隔離(from apartheid to tripartite.)。因此我們更不能冷漠,更要持續努力!」

他所說的這一切,含括了對歷史傷痕的認識定位,對現狀的擔憂,以及對未來的期許。我聽了感動地流下眼淚,重點是真相、認同、理解、批判、希望,這正是我來南非希望尋找的答案,也是台灣所面臨的問題。


藝術市集與日報CUE


藝術節也在Rhodes大學的草原廣場上舉辦市集,幾乎每天都開張,總共有約10個大帳棚,超過200個店家,裡頭有各種文創商品,也有美食餐廳、啤酒屋,每天人來人往,非常熱鬧。

另外,每日也都會出版藝術日報,這份報紙的名稱叫做「CUE」,每期共有16個版,彩色印刷,內容包括了藝術評論、訪談、街頭訪問(有不少人稱讚保
全很好)、廣告、節目異動以及觀賞指南。每期都會有編輯的當日特別推薦,為不知如何選擇的觀眾指引明燈。


而這份日報,是與Rhodes大學合作的,除了總編和主編是專業者外,其餘大多是兼職或學生記者,他們在校園內成立了CUE的辦公室,每年和藝術節合作;同時,也在網路上成立了CUE TV(http://cuetv.ru.ac.za/),記錄採訪藝術節的各個節目,深度和廣度兼俱,重要或較大型的表演,也都有專訪和專文。

日報的另一功能是,藝術節的節目異動,不會特別公告在網站上,只會在日報上刊登。

在每個重要的場地或路口,都會有派報小販在叫賣,一份是5蘭特。這些小販大多是Grahamstown的當地居民,在藝術節時來兼差打工,除了領時薪之外,若日報銷量賣的好,還會有額外的獎金。

從這個環節上,都可看出國家藝術節不只是規模大,在細節與深度的經營也多有用心。藉著這個能與藝術大量接觸的時機,把更多年輕人帶進來,一年一年培育。許多曾就讀Rhodes大學的學生,都說藝術節是他們最美好的回憶。


再見驚奇

確實,這個藝術節正如其標語:「Amazing!」

在籌備時期,工作團隊僅有6人,但藝術節時期,總工作人員超過了400人,當中靠的是穩固的組織,以及每年在經驗裡更茁壯成熟的工作人員。在超過400場的活動當中,節目異動在所難免,但僅僅是非常少數,絕大多數活動都是準時開始,設備沒有出任何差錯,不禁令人佩服其執行上的用心與專業。

不只許多國外團體受邀而來,更有許多專業者是慕名而來,專門來取經。雖然國家藝術節的所在地是南非,但從洲際的概念上,由於發展的早,規模盛大,早已成為國際上想一探非洲藝術的絕佳平台,更成為宣揚國家文化力的一種展現。


我每天早出晚歸,天天趕場看表演,疲勞而充實,各種藝術表演所帶來的許多刺激和思考,給人重新面對現實的力量,成為美好的回憶。或許,就讓那一刻的當下的悸動,永存於記憶吧!

在藝術節的最後一天,主辦單位也宣布了2014年的舉辦日期,是7月3日至13日,此時人潮已明顯變少,只留下散場的感傷氛圍。

我特別在藝術節結束後,在Grahamstown多待了兩天,沒想到,許多餐廳開始長休,原本的傳統市集也消失了,人潮不見了;我徒步到藝術節區域外的地方去,大多是當地居民的住宅區,繞了繞,火車站也早已荒廢多年。

過去的那10天彷彿幻夢般,小鎮恢復原有的蕭條和寧靜,而節慶的間隔,就是小鎮熱鬧和冷清的週期。

不過,不用擔心,下一個節慶來的很快很快,是7月7日至11日的National Schools Festival。這個活動的海報上頭寫著:「Don’t Panic, It’s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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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Arts Festival
http://www.nationalartsfestival.co.za


※本文為「相遇在生命的轉彎處─藝遊南非紀錄電影節與藝術節」部分成果報告,該計畫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之102年度「海外藝遊專案」贊助

2013年10月23日 星期三

跨越真實,行動翻攪——台灣當代紀錄片的三種動作

1980年代的「綠色小組」(1986-1990)常被視為台灣「行動主義」(activism)影像/紀錄片的濫觴。在戒嚴時期(甚至解嚴初期),沒有言論自由,所有消息都被主流媒體控制,他們帶著攝影機記錄大量的黨外演說、造勢活動、人民生活,為的就是要突破資訊封鎖,傳達現場真相。

綠色小組所記錄的對象常是黨外的異議分子,這些人飽受威權的威脅,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拍攝並傳播他們也具有一定的危險性。這個例子,不只說明了,「記錄」(record)這項行為,是選擇後的結果,從來都不是客觀的,也進階地揭示,記錄這些被禁止的活動,是一種帶有「行動意識」的積極抵抗,有見證與保存的歷史意義,是影像的行動,也是行動的影像。不管是拍攝者或被攝者,都站在同一條船上。

進入1990年代後,政治雖然解嚴了,但主流媒體仍然保守,人民的真實生活現狀無法被看見,因而有不少紀錄片工作者強調「人民的聲音」,寄望以人文主義式的關懷彌補媒體的不足,題材多采多姿,包括社會百工、疾病弱勢、勞資糾紛、原住民議題…等等,其中當然也有大量的社會運動。

然而,時代的改變,民主精神與自由意識的開啟,對獨立紀錄片而言,卻同時提醒了一件事。

當紀錄片主題是關於反對運動、弱勢抗爭的,並不意味紀錄片本身也是如此。意即,紀錄片工作者經常採取同樣的影像製作方式(帶著攝影機進入現場,努力跟拍)與類似的姿態位置(強調議題至上的目的,攝影機通常是工具),使得拿攝影機的動作成為一種慣性的記錄/陪伴,縱然題材難度不一,但仍在被允許的安全地帶中打轉。

就像許多記錄災難、社會不公義的紀錄片,選擇站在主角的立場,記錄事件始末,著重於不公義的現狀,捕捉運動的過程,強調參與者的亢奮或悲慘狀態。但體制的結構問題如何觸及?加害者的面孔為何?在慣性的拍攝觀點下,這些問題都很難談及。

換句話說,當原本欲對抗的絕對威權在形式上漸漸消解,對象不再單一明確,像綠色小組那樣的「影像行動主義」已不再適用,其所面臨更嚴厲的考驗是,當抵抗容易落入「為反而反」的陷阱,或已被媒體與社會氛圍規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時,紀錄片該採取什麼位置或做法,才能重新拾起行動的基進意義?

從這個切入點,本文挑選三部具代表性的台灣紀錄片。

蔡崇隆1999年在公共電視完成的作品《島國殺人紀事1:蘇建和案》,追蹤台灣司法史上最受矚目的案件,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人在1991年因「結夥強盜、強姦、殺人」罪名被判死刑,但案情疑點與瑕疵太多,引起社會關注,在民間團體奔走下,案子得以一拖再拖,命懸一線。



蔡崇隆以「獨立調查」的方式釐清各個疑點,除了以「第一人稱敘事」表明了自己的身分立場外,也在片中加入許多自己沉思和看毛帶的畫面,頗具爭議的是,他「偷拍」了不願回應問題的檢察官、法官與刑求逼供的員警。對此他說:「我偷拍的人都是因為他們不讓我訪問。拒絕也是一種回答。看對象是誰。如果偷拍的是權力者,你的前提是公共利益,這種方式就可以。」

「偷拍」看似不道德,也逾越了紀錄片的傳統道德教條,但唯有如此,才能攻進權力運作(不給拍)的禁區,暴露出司法系統的陳腐和封建,看見那些罔顧人命傲慢者的嘴臉。事實上,此片不只是單純的論證式紀錄片,也在行動主義之於紀錄片的意義上,寫下了新頁。(蔡崇隆在《島國殺人紀事2:盧正案》〔2001〕繼續沿用此做法)。

類似影片,還有李惠仁在2013年完成的《不能戳的秘密2:國家機器》。



李惠仁在2011年時,以「邏輯」為論述核心,用科學方法、訪問專家、收集資料、偷拍錄音等方法獨立調查,戳破了農委會隱匿禽流感疫情的謊言,完成了《不能戳的秘密》(2011),在網路公開放送,轟動社會。

《不能戳的秘密2》裡,他將大量的「自己」放入片中,尤其是數次帶著證據親赴農委會,在主觀立場與客觀證據的曖昧地帶中遊走,主動或被動地與官員展開各種辯論;每一次「他」的出現,確實都像一根芒刺,慢慢地刺進農委會共犯結構的心臟,證明掩蓋真相的過程,早已成為真相的一部分。

其重要的行動意義,進階到不單單只是宛如行動藝術家的「親身介入」或偷錄偷拍,此片別具意義的行動方式,在於他總能經過合法程序,善用媒體力量與正當性,記錄到的官員啞口、亂言的一段段影像,這正是這部作品的生產過程,卻也同時具備「證據」(官員瀆職)的性質,完全將紀錄片的「記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江偉華的《廣場》(2010),鏡頭對準參與野草莓運動(2008年11月-2009年1月)的學生們,詳實地記錄了這個學生運動的開始與結束。不同於上述兩部作品,《廣場》並沒有涉入或特別拍法,形式上看似沒有突破,僅是跟拍整個過程,但卻有著不尋常的視角。

學生們在自由廣場抗議因陳雲林來台,言論與人身自由受到國家機器高度箝制,他們吶喊、論述,激動與追求理想的嚮往溢於言表,但隨著運動規模一日日擴大,這個堅持沒有人能代表野草莓,必須以公共討論來決定所有決策的一群人,最終面臨的是沒有結論的冗長討論過程,須接納每個人內心最深、最赤裸的意識型態。他們的反應和解散反映了當代台灣青年的失語狀態,一方面呈現了民主烏托邦的荒謬,一方面也深入了運動者的困惑和自我懷疑。

《廣場》的特別之處就在此,「政治目的」不是最終導向,運動成敗也不是重點,片中的每個人甚至沒有被標明名字;其影像的行動意義,是抵抗慣性邏輯的社運紀錄片生產模式,或許同樣站在參與者的立場,但卻換了角度,開始追究與反身自省剖析運動本身,將觸角深入運動內部,呈現人們呀呀學習民主與互相尊重的漫長過程,攪亂絕對分明的對錯與黑白,上色那模模糊糊的一片灰,帶我們看見民主的真正本質。



這三部作品皆將強悍的「行動意識」轉化為拍片的方法或觀點,以回應不同議題和其所處的時代。台灣在1987年正式解嚴,至今(2013)已26年,理應已有初步的民主雛型,走向公民社會,但近來屢屢發聲的社會運動與政府之間的對峙、衝突卻急速加劇,資本家與當權者聯手介入媒體,操控民意與社會氛圍的假民主手段,讓身處於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人,有了時光重回1980年代的錯覺。

今日,拍攝台灣社會議題或社會運動的紀錄片,所面臨的問題不再只是如1980年代般的對抗政權,1990年代以來的尋找真相、戳破謊言,其嚴苛的挑戰是各種民粹鄉愿、媒體操控、資本介入等等偽裝成民主手段,讓真實/真相更錯綜複雜的社會現狀。

面對這些,紀錄片並非是無措無力的。在這個「真實」因不同意識型態力量而層層翻攪的時代,「行動之於影像」的意義與做法,將是台灣紀錄片得以跨越真實迷思,回應當代問題的重要途徑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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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藝術觀點ACT》56期
【本期專題】行動影像—影像如何抵抗?Act In Image

2013年10月3日 星期四

相遇一刻:記2013南非Encounters國際紀錄片影展

已經邁入第15屆的南非國際紀錄片影展,自1998年創辦,正式的名字是「Encounters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是非洲地區以紀錄片為主最大也最悠久的影展,本屆影展原本於6月6日至23日舉辦,但在籌備期時,因為預算不足(距離影展還有兩個月時,仍有約5萬美金的缺口),最終縮減了一個星期,改到6月16日閉幕。

影展分別在約翰尼斯堡與開普敦兩個城市同時舉辦,在開普敦主要分為兩個場地,一個是在V&A購物中心碼頭內的Nu Merto連鎖戲院,是間商業戲院,另一地點則是歷史悠久的Fugard劇院,是以劇場表演為主的場地,臨時搭建了投影設備;令人好奇的,在影展手冊及網站上,都只有寫上戲院的名稱,但沒有地址或地圖,或許這兩間戲院,在當地已是眾所皆知的地標。


節目片單

本屆影展的開幕片是南非導演Riaan Hendricks的《The Devil’s Lair》,這部片獲得IDFA(阿姆斯特丹影展)與加拿大Hot Docs影展的基金投資,是南非的年度大片。故事的地點發生在開普敦市郊的小鎮,這裡是全球槍擊率最高的地方,幫派械鬥時有所聞,導演以極貼近的距離,跟拍了三個月,拍攝了一位毒梟父親的生活,拍到了械鬥現場、毒品交易、注射毒品等等畫面,但影片中的絕大部分,卻聚焦在父親與家庭間的關係,尤其是對女兒和妻子的愛,讓這部影片有了豐富的人性層次,也屢屢獲得國際影展的邀約。



除此之外,影展共播出約40部片,主要分為四個節目,分別是以非洲影片為主的South Africa/AFRICA,國際競賽為主的International Films,關懷女性的Women Direct,以及Why Poverty單元,包含了兩部長片與系列短片;活動類則是半島電視台協辦的攝影展,以及創投論壇與和IDFA合作的大師班,主要標語是「解放你籌資的潛力!」,雖然其規模不大,但可看出該影展對於國際合製的推動。



而與一般影展不同的是,這個影展只有在晚上才有放映,一天僅放映兩場,且是兩個場地同時放映;由於我抵達南非時,已是6月12日,影展的黃金週末已經過去,所能參與的部分不多,分析其片單,除了非洲片為大宗外,其餘皆來自美國、英國與歐洲,其中更以英美為大宗,像是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入圍的《Gatekeeper》與《How to Survive a Plague》以及日舞影展評審團大獎的《凡爾賽女皇》(The Queen of Versailles),亞洲片則是缺席的。




希望世代

在少數參與的幾場放映中,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由五位南非青年(皆在25歲以下)的作品集結而成的Big Fish Shorts短片集,故事的題材分別是一、拍攝自己幫傭世家的阿姨和媽媽;二、班上的貧民窟同學在火車上講笑話賺取小費;三、堅持用南非原住民語寫作的青年作家;四、拍女游泳選手因被家庭暴力傷害被迫放棄的故事;五、曾經失落,但重新回歸傳統舞蹈與祭典,並從中復興和以此為生的原住民部落。

我非常驚訝於,無論從什麼角度出發,都可以看出他們對社會的關懷,且觀點上是新穎另類的,一點也不八股,影像敘事上雖然有點青澀,但仍展露出難得的活力。記得映後有觀眾提了一個問題:「對你們這個未來可能成為專業拍片者的世代而言,拿起攝影機對社會和南非的責任是什麼?」

只見台上的年輕導演堅定地說:「南非過去有很多事情慢慢被揭露,但還有很多是我們不知道的,作為拍片者,就是要去講述更多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這是我們的責任。」

多麼沉重的問題,可是卻帶出了充滿氣魄的回答。

當我與策展人Lesedi Oluko Moche進行訪談時,我說自己很欣賞這群年輕人的氣度和作品,她也覺得真的令人眼睛一亮,值得讚賞。接著我順勢向她詢問影展的運作、節目安排、困難等等問題。


貧窮線以下

Encounters影展的組織,本身是個NGO,影展的經費來自於募款及贊助,而絕大部分的預算則來自於南非管理電影的官方組織NFVF(即National Film and Video Foundation),影展必須遞案申請補助。礙於預算的不足,影展平時只有三位專職人員,而影展的年度預算,約在150萬至180萬台幣左右,相當吃緊。


今年是Lesedi首次擔任策展人,過去她的工作是電台主持人,也曾在美國住過一段時間。她提到在國際競賽徵件部分,約有300多部作品投件,但其中亞洲片少之又少,或許是因為文化差距甚大;而安排與女性、貧窮相關的單元,甚至在影展片頭安排了反對家暴的短片,主要是因為在南非,男女的地位很不平等,社會上常有家庭暴力、女性被虐待等新聞,因此希望喚起大眾的注意。在非影展期間,他們也會帶著影片到校園、社團、戲院進行推廣。

因此,與社會大眾對話是重要的,這也成了Encounters影展的挑選影片的重要考量,片單中的多數影片,皆以人權、性別、歷史、正義等社會議題為主。

Lesedi也提到,若放映場次在白天,大家都在工作,在南非幾乎不會有人來看,而影展是為他們而舉辦的,在晚上放映的意義較大,而南非是一個大多數人,都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國家,影展不應高高在上,紀錄片如何與人民產生意義,是他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確實,以自己參與幾場的例子來看,每場皆有七成以上的觀眾(影廳約可容納120人),較熱門的影片也銷售一空,規模雖不大,但仍有熱度。


相遇的意義

進場看電影時,工作人員會發給每位觀眾一張票選單,共有五種喜好選擇,可依據喜愛這部電影的程度投票。最終,影展統計票選單,頒發出兩個獎項(皆沒有獎金),非洲影片首獎由講述猶太人離散故事的《The Village Under The Forest》獲得,而國際影片首獎,則是記錄行為藝術教母Marina Abramovic的《凝視瑪莉娜》(Marina Abramovic: The Artist Is Present)。

綜觀Encounters影展,並非像歐美或亞洲的大型影展那樣,各個環節都面面俱到,相反地,其規模仍小,就紀錄片而言,南非大環境仍有許多待開拓的空間,該影展也必須更努力琢磨出自己的特色。

但對我而言,這個小影展的意義,不在於組織執行或美學品味有多麼順暢或獨特,反而是影展的細節、安排、片單,成為了理解南非時很有意思的文化觀察。

訪談的最後,我問Lesedi,為何取名「相遇」,與紀錄片影展的關係是什麼?

她說:「從個人觀點來說,來看紀錄片,就會在紀錄片裡相遇,思想有了互動;因為電影,我們也有機會在現實世界裡相遇,就像我跟你坐在這裡聊天一樣。」

我也相信,意義會在相遇時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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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s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http://www.encounters.co.za



原文刊於「紀工報」第二十五期

※本文為「相遇在生命的轉彎處─藝遊南非紀錄電影節與藝術節」部分成果報告,該計畫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之102年度「海外藝遊專案」贊助

2013年9月23日 星期一

2013香港華語紀錄片節短片類初審感言

今年(2013)擔任香港華語紀錄片節短片競賽的初選評委,如今得獎名單已公佈,很開心看到這樣的結果,也將當初的評審感言貼上來,英文部分由華語紀錄片節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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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擔任這次初選的評委,看了許多台灣、香港、中國的紀錄短片,發現三地各有特色。中國部份常常描寫民生或社會問題,但卻有不少作品除了主題先行外,更會刻意配上催情的音樂,不免讓人質疑導演的觀點和心態,相較之下,記錄圖博小活佛《云上佛童》顯得誠懇平實,讓人看見童真和信仰的珍貴;另一部《二》則是紀錄一群好玩的青少年,全片幾乎以旁觀觀察的方式完成,在看不經意的鏡頭下,其實透露出了世代的代溝,具體而微地呈現了中國各種面向的問題。

香港作品有不少則著重在身分與國家的認同問題,其中最令我驚艷的,是曾翠珊的《冷雨盛夏》,影片不像一般紀錄片那樣執著於紀實,也並非一定得順著時間順序敘事而下,而是從個人身處異國的感觸開始延伸,有演出,有訪談,也有自剖,形式上揉合地恰到好處,進而討論自己的歸屬究竟何方。

台灣方面,沈可尚的《築巢人》像是把自己投入了自閉症家庭的現場,用近乎冷眼的方式讓我們看見父親的脆弱和瘋狂;林英作的《流浪的狗》記錄一位陶醉在地方文史工作的中年男子,主角的人格與心靈在導演細膩的描寫下,顯得動人無比,淡而有味。

上述雖然有不少優秀作品,但整體而言,大部分作品仍有些中規中矩,在觀點或敘事形式上太過單一。紀錄片雖以記錄現實為首要課題,但也另一方面,導演如何看待現實,如何呈現故事,也是同等重要的。這是這次的評審所感,也是作為一位觀者所期待的。

林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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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結果

長片組:冠軍:《急診》(導演:周浩,中國)
亞軍:《暖冬》(導演:鄭闊,中國)與《媽媽的村莊》(導演:許慧晶,中國)
季軍:《對岸異鄉人》(導演:蔡崇隆,台灣)

短片組:
冠軍:《築巢人》(導演:沈可尚,台灣)
亞軍:《冷雨盛夏》(導演:曾翠珊,香港)
季軍:《二》(導演:沈洁,中國)

華語紀錄片節:http://www.visiblereco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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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of being Chinese Documentary Festival first round jury 

It is my fortune to be on the first round of jury selection of the documentary shorts this year. I saw many shorts from Taiwa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and discovere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from each region. Mainland Chinese directors often describ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ocial problems. However, other than emphasising the respective themes of their works, many directors deliberately accompany their films with emotive music, inevitably arousing audience’s suspicion on the films’ general mentality and point of view. Comparatively, Nature’s Kid, which delineates the lives of the children living Buddhas in Tibet, is more sincere and down-to-earth. It allows people to see the preciousness of childhood naivete and religiosity. The film Little Proletarian looks at a group of rowdy youngsters, and is made almost entirely with an observational approach. Through the indeliberate lens, the film has revealed the gaps across generations, concretely and intricately presenting the many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a.

Hong Kong shorts focus on the issue of recognising its identity and its nation state. I was most enchanted by Tsang Tsui Shan’s Summer Rain. Unlike the usual documentaries, Summer Rain does not strictly record actuality,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need to be narrated chronologically, but is unfolded by the director’s personal sentiments inspired by her solitary stay in a foreign country. There are playacting, interviews and confessions. The various forms of presentation within the film have struck an appropriate balance, and can enable a discussion of where the “self” belongs to.

In the Taiwanese category, ShenKo-shang’s A Rolling Stone has virtually entered into a family with an autistic adult son. Through eyes that are almost cold, we see the helplessness and madness of a father; Lin Ying-tso’s Stray Dog depicts a middle-aged man who is immersed in local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work. Through the director’s refined portrayal, the dignity and the soul of the character has become infinitely moving, light and tasteful.

Although there are quite a few outstanding works mentioned ab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is year’s submitted films is still merely fair. The films’ perspectives and forms are too conformed. Although documentary’s foremost concern is to document reality, but on the other hand, how the director treats reality and reveals the story are equally important. My thoughts as a jury member this time is also what a viewer is hoping for.


Wood Lin

Translated by Chinese Documentary Festival

2013年7月2日 星期二

現實的感受家:中國獨立影人王兵

「作為一個藝術家的職責,我個人認為就是對道德、理想、信仰以及對人的尊嚴的捍衛。」──王兵

1967年出生於中國陝西省的王兵,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獨立電影人之一,他1995年自魯迅美術學院攝影系畢業後,繼續到北京電影學院進修,曾擔任過電視劇與劇情片的攝影師,直到1999年才開始他的獨立電影生涯。

至今,轉眼十餘年,他以紀錄片為主繼續創作,每部作品皆有不同特色。即便題材迥異,但全都是以低限方式進行製作,採取一貫的寫實風格,影像直接有力,皆有無法忽視的作者取徑與獨立觀點,而讓這一切成為可能的重要因素,便是數位攝影機(DV, Digital Video Camera)的使用。對他而言,DV是相對自由的媒材,能更貼近自己和他人,從現實中捕捉到時間感,延伸出個人對生命的感覺。

1999至2002年,王兵帶著一台小DV進入1934年在瀋陽建立的大型重工業廠區,完成了由〈工廠〉、〈豔粉街〉、〈鐵路〉三部曲所組成的九小時紀錄片《鐵西區》。影片以觀察的方式,鉅細靡遺地記錄了工廠的景況,以及工人們的工作狀況。而後,攝影機彷彿放大鏡一般,慢慢進入他們下班後的日常生活,包括下一代青年的浪漫與夢想,細膩、犀利地鑽入了現實人際與家庭關係。王兵在盡可能將視角範圍拉廣的同時,與主角在現實與心理距離上非常貼近,也透過細節的經營,結構上不是堆疊,而更像是解構,最後再從工廠的衰敗連結個人身上,產生巨大的隱喻力量(上位權力者可想見的缺席更加強了此暗示)。透過他的鏡頭,我們看見了集體多代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透視了命運本身。

這部可稱為史詩鉅作的《鐵西區》,推出後在許多重要的國際紀錄片影展中獲獎連連,技驚四座,震撼國際影壇,多次被法國的《電影筆記》選為十大佳片,成為王兵最重要的代表作品。



2005至2007年間,王兵獨立採訪夾邊溝勞改營一百多位的倖存者,他們在1960年代被共產黨打為「右派」下放勞改,發生了令人難以想像的慘劇。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完成了以受難者和鳳鳴為主的訪談紀錄片《和鳳鳴》。

《和鳳鳴》在幾天內便拍攝完成,請高齡的和鳳鳴講述過去的記憶。片中大多是一個鏡位,一鏡到底。只見她表情平和,情緒穩定,幾乎一鼓作氣、數個小時不間斷,從下午到晚上,講述著自身悲慘的人生際遇,屋內的光線也從明亮漸轉為晦暗,到幾乎快看不見表情了,但拍攝一直沒有中斷,沒有人起身。影片在電影語言上,就像戲劇舞台中的主角獨白,大膽地僅以「語言敘事」,把觀眾拉進那內在與外在貼合,宛如幻夢的回憶世界中,令人屏息。

與《和鳳鳴》相對的,應是2009年完成的《無名者》。片中完全沒有對話,也沒有語言,僅是安靜地拍攝一位獨自隱居荒漠洞穴,過著拾荒與自立生活的「無名者」;王兵跟拍他的生活,休息、煮食、除草、種植、清洗、偶有情緒,在季節與時間的襯托下,突顯了他日復一日的狀態。這個故事看似遠離「文明」,實則逃離了以物質和消費為主的社會型態,儼然提出了對「現代」的反思。

接下來,2010年,王兵改編作家楊顯惠報導文學《夾邊溝紀事》和口述歷史,完成了第一部劇情片《夾邊溝》(日譯《無言歌》),講述的正是1960年代夾邊溝勞改營的慘痛故事。雖是劇情片,但其寫實性,比起紀錄片卻毫不遜色,直接地披露了被隱沒的真相;2013年,他以雲南高山上的三姊妹生活為主題,在如詩的畫面中,呈現了浪漫的童年與刻苦的日常,完成了《三姊妹》。

環顧他所有的作品,對人的關注,對歷史的究探,是王兵創作的母題。但面對不同題材,「感受」是更為重要的。這個立足點深深影響著電影的樣貌,是王兵電影的特色與魅力,也是獨立思考與創作美學的源頭。對此他說:「面對你的拍攝對象,你可以用內心來感受真實和衝擊,而不只是依靠知識。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獲得自信,你能感覺到時間、生命和所有的一切。」

很多時候,王兵的身份被認為是紀錄片導演,但實際上,他更像是一位現實的感受家。電影是他抒發感受的出口,也是他的探尋世界的方式。

面對電影,王兵提到:「我覺得電影應該是在銀幕上描述一個人的生活經驗,我們把這種生活經驗傳遞給他人,這是電影最單純的地方,也是電影最有價值的地方。但是大多數我們接觸的電影不是,我們傳遞的是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的資訊,這種資訊可能是一種教育的資訊,或者歷史的資訊,或者集體的資訊,這些電影在過去的體制裡代表國家意識形態的總方向,跟個人是沒有關係的。如果說我們今天作為一個從事電影工作的人,我們還不能去講電影和我們之間的這樣一個很簡單的關係的話,那麼對於這個地域的人是不負責任的。」

王兵的作者特質,以及他作品中蘊含的獨立精神與自由姿態,對於近期廣受市場、國際、商業等等外在因素影響,創作能量日漸微弱的台灣電影來說,是再重要不過的提醒,在這樣的時日下觀看他的電影,也別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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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 2013台北電影節特刊 焦點影人單元 (6/28~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