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3年10月29日 星期二

驚奇之旅:記2013南非國家藝術節National Arts Festival

雖冠上了「國家」這個字,但南非的國家藝術節(National Arts Festival),其實是一個由民間藝術節,主要由非洲最大的銀行Standard Bank贊助執行。

這個藝術節自1974年開始每年舉辦,是南非最重要也最悠久的文化活動,其節目類型包含了戲劇、舞蹈、學生劇場、音樂、爵士、展覽、電影、表演藝術、公共藝術、講座、市集、藝術掃街等等,總節目數超過四百個,規模僅次於愛丁堡藝術節,排名全球第二。

但或許正因這是在「南非」舉辦的,其影響與知名力不如西方國家,大多數人並不曉得該藝術節的質量與規模是如此驚人。


Grahamstown的秘密

國家藝術節的舉辦地,位於南非中部內陸的小鎮Grahamstown,常居人口約四萬一千人,其中百分之77是黑人。這裡距離中部大城Port Elizabeth約130公里,若是驅車前往,大約需2小時車程,藝術節也貼心地在PE機場安排了接駁車,單趟車票是200蘭特。

在殖民時期,1820年John Graham上校首先來到此地開墾,因此該城鎮便以他為名,過去這裡被稱為「聖城」,但如今每年在這裡舉辦的節慶活動約有十個以上,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慶典首都」,也衍生出許多民宿和行業。


其中,國家藝術節是Grahamstown整年度最大的活動,今年(2013)邁入了第三十九屆,於6月27日至7月7日舉辦,為期11天。縱然此時是南非的冬天,這個內陸城鎮晚上溫度約在10度左右,但每到藝術節時,民宿的價格即使翻漲一倍以上,還是一位難求,原本蕭條的城鎮頓時因為活動而活絡起來,湧進大批人潮,根據官方統計,每年參訪人次超過20萬。

除了節慶外,Grahamstown擁有全南非最好的大學Rhodes University,他們也蓋有好幾棟招待所,全由學生管理經營,是藝術節的官方旅館;另外,全鎮的學院、中學也都全力動員,騰出宿舍和場地以容納藝術節的需求。

藝術節看似風光,吸引了來自四面八方的人,也和當地有密切的關係;但我在民宿的導覽書上讀到,小心須自身安全外,原來Grahamstown的失業率達到了百分之70,對當地人而言,藝術節最重要的功能,是能帶來許多工作,注入經濟。許多小孩,特別將自己的臉撲上白粉,學街頭藝人站在路邊靜止不動,歡迎路人投擲零錢。

我隨口問了販售藝術節日報的叫賣小販:「你喜歡藝術節嗎?」

他對我說:「喜歡,我每年都在藝術節打工賣報,因為我平常沒有工作,只能靠打工維生。生活很不容易,藝術節結束後,我就能好好的睡覺了,我要睡到下午五點。我肚子好餓,到現在都沒吃東西,你能給我5蘭特嗎?」

以現實角度來看,對當地人而言,藝術節最重要的不是文化高度或藝術美學,其所代表的,是一個城鎮的命脈所繫(且辦在冬天刺激觀光)。影展手冊的廣告也明白地載明了,自2002年以來,已有約一百七十萬人觀賞兩萬兩千個節目,並貢獻了四億六千萬蘭特給當地的GDP。


場地與節目

國家藝術節每天最多同時有25場表演,共有76個場地,遍佈全鎮,有些是臨時搭建,有些則是借用學校的劇場設備,有些則是公共建築、美術館;而藝術節的辦公室,則在著名的1820開墾紀念館(1820 Settle Monument),該建築佇立於小鎮的山丘頂,向下看可俯瞰整個城鎮;藝術節也貼心地安排了三個路線的接駁車Hopper,可到站牌旁隨招隨停,搭乘一次5蘭特。

節目部分,大致可分為官方邀請的Main以及非官方的Fringe,參與Fringe的表演者/團體,手冊上皆會明列曾幾度參與藝術節,可作為觀眾參考的指標,令人意外的是,每場表演的票價約在30至120蘭特,非常便宜,也可透過南非著名的網路售票系統computicket購得。

另外,在藝術節底下,由於有諸多藝術類型,某些較大的子項目則擁有自己的名字,像是Think Fest(講座)、Standard Bank Jazz Festival、Film Festival等等,可以說藝術節是由這些獨立的子活動所組成的,也可以說這些都是藝術節的一部分。

藝術節同時設有Young Artist Awards,主要頒發給南非結出的年輕藝術家,今年的得獎者共有六位,分別是表演藝術的Anthea Moys、視覺藝術的Mary Sibande、戲劇的Prince Lamla、音樂的Runette Botha、爵士樂的Shane Cooper。


由於我對南非藝術並不了解,預先購票時大多以場地的大小為考量,並以Main的節目為主,開始之前就買了約40張票;沒想到的是,藝術節開演後,Fringe的許多喜劇和家庭劇場表演,幾乎場場完售,成為最受歡迎的類型。

記得從PE搭車往Grahamstown的旅途中,我與另一位來自加拿大的乘客和司機聊起天來,司機說:「這個藝術節真的是不可思議,你們會喜歡的,藝術讓我們沒有隔閡。我參加過好多次,我最享受的是喜劇。」

也有許多人從南非各地趕來參加這個藝術盛會,像是學生、上班族等等;某次早餐時間,我洽巧與人同桌,一對夫妻來自開普敦,妻子擔任會計工作,是第一次來藝術節,丈夫則經商,已來參加過許多次,兩人都刻意將工作排開,為了來Grahamstown體驗藝術節。

對南非人來說,參與這個頗負盛名的藝術節,不是少數人或藝術專業者的專利,而是生活、休閒、學習的一部分。


藝術觀察

在我所觀看的40幾場表演中,戲劇與音樂佔了絕大部分,因為對於解南非的歷史文化感到好奇,挑選戲劇表演時,特別選擇與種族隔離、殖民時代有關的,其他則是隨機嘗試。

意外的是,挑選到今年獲Young Artist Awards的Prince Lamla所執導的兩部戲劇,一部是《Woza Albert》,另一部是《Asinamali》。

Woza是Zulu族語,意思是來吧/這裡的意思,《Woza Albert》是南非經典的劇碼之一,廣受觀眾歡迎,也是最為人所知的南非劇碼。故事的梗概是,如果耶穌回到南非種族隔離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兩位演員獨撐大樑,用誇張的肢體動作與言談互動,帶點諷刺卻又具有同理心的,演出了當時後人們難以嚎叫出的苦,還有繼續奮鬥下去的堅毅,讓觀眾又笑又感動。


《Asinamali》也是Zulu族語,意思是「我們沒有錢」,原劇本寫於1985年,是另一部南非經典劇碼,也被視是以南非種族隔離為背景最重要的一部戲。五位來自南非各地的黑人,因大小不一的原因被關進監牢,整齣劇就是五個演員穿上囚衣,再加上五張椅子,描述他們的人生遭遇與未來想像,對當時的現實有許多幽默反諷,但當中卻帶有深沉的批判,反映了種族隔離時代黑人遭遇的不公,笑中帶淚,觀眾們的反應非常熱烈。

Prince Lamla是南非劇場界的年輕導演,從這兩齣劇看來,其功力已非常成熟,駕馭這些經典劇碼游刃有餘,而其特點是,著重演員的表演,並讓佈景和美術簡單化,透過快速對話、互動反應與誇張化的表演,流暢地將故事接續下去,通俗之餘仍不忘深度,非常精彩。

另一部講述祖魯故事的《Zulu》,是南非劇場傳奇演員Mbongeni Ngema的回歸之作,在退隱27年 後,重新回到舞台上,以祖魯族如何對抗英國殖民的故事,慢慢觸及原住民的認同問題,紀念和銘刻祖魯人抗戰時的偉大精神。這齣戲僅有兩位演員,一位主要是配角與音樂演奏,主要還是由Mbongeni Ngema獨挑大梁,又唱又跳又說,用幾乎是獨角戲的方式,撐完全場,充分展現演員的魅力。

另外,包括以種族隔離為背景的愛情劇《Cadre》與重現曼德拉在robben island
監獄景況的《The Island》,都是由黑人為主的劇團。

某種程度上,可看出這段對南非來說的傷痛史不再被視為禁忌,當歷史的真相已被證實,責任歸屬已有定論時,才有機會與立足點以不同角度去談論當中的各種事件,這些歷史已不斷地被以各種角度切入、重新演繹,平反也好,控訴也好,其所代表的是,南非社會已經有能力和胸懷去檢視和反省這段過去。

其中,我買了一場名為《Rainbow Scars》戲劇的票,故事討論的是南非經歷過種族隔離的後,現代社會中人與人的問題。我因故錯失無法去看,卻在參與德班國際影展時,巧遇了該劇的白人女演員Terry Norton,她從這齣戲談起,延伸出了她對南非的想法。

《Rainbow Scars》的故事背景發生在1997年,也就是曼德拉上台後前三年,是百年來南非種族和解的蜜月期,一個白人母親領養了一位三歲的黑人女孩,但到了2012年,這位黑人女孩的原生舅舅奉重病的生母之命,找尋女兒回去。最終這女孩必須面臨她壓抑和否認多年的,關於自我認同、認知,還有社會位階的問題。

她告訴我,雖然她身為演員,飾演的是白人母親的角色,但她並不喜歡這個劇本。原因在於,黑人家庭看似團圓了,黑人女兒產生了所謂真正的「自我認知」,但最後受苦卻是這位白人母親,而觀眾竟為此喝采。她很不解,為何從頭到尾沒做錯事的母親受苦卻換來喝采?什麼才能稱為真的「自我認同」?這真的算是「和解」嗎?

種族隔離的政策很明顯是錯的,但並非所有白人都是壞人,在1994年曼德拉上台後,看似自由解放了,不過社會上黑人族群卻普遍對其他人產生一種「你欠我」的心態,而白人作為過去的利益者(即便他們不想要),也對黑人族群有著極深的愧疚和贖罪感。有形的隔離政策雖然消失了,但正是這種情結讓社會的矛盾擴大,以黑人為主的中心思維,令「償還」的價值觀隱藏在大家心中,加上社會的轉型仍然緩慢,經濟、治安問題叢生,令很多灰心的南非白人開始大量移民。

Terry Norton以痛切的口吻說著這一切,她愛南非,但看到南非目前的狀況卻感到痛心。在名為藝術的表面之下,總隱藏著更深的文化問題。


音樂的黑與白

音樂部分,除了在DSG區域舉辦的Jazz音樂節總是場場吸引爆滿的觀眾外,藝術節也特別安排了流行樂、古典樂、搖滾樂、電子樂等各種類型,而觀眾的喜好也壁壘分明。

像是藝術節在周五晚上安排了兩場演唱會,兩場都爆滿,一場是2011年成軍的Mi Casa三人樂團,曾經受邀美國白宮在歐巴馬就職典禮上表演,短短時間就在南非迅速竄紅,獲獎連連,樂風多元,揉合了jazz、pop、電子等等,每首歌曲總帶有很強的節奏,並以情歌和舞曲居多。這場演場會吸引了爆滿的觀眾,以黑人女性觀眾為主,全場high翻天,甚至在自己的座位上跳起舞來(隔壁的觀眾還鼓勵我一起跳舞)。


另一場,是有南非女搖滾第一人的Karen Zoid和Bass音樂家Dan Patlansky,Karen Zoid的音樂偏向硬式搖滾,這場則幾乎都是白人觀眾,音樂雖然很動感,但大家仍安靜坐在座位上,形態、氣氛皆與上一場截然不同,也看見了黑人、白人不同的喜好。

周六晚上,則是Soweto String Quartet小提琴四重奏的演出,他們是曼德拉最愛的樂團,與一般重奏樂團很不同的是,他們擅長以將古典樂為加入現代元素,音樂柔和充滿生命力,並帶有南非風情。他們上台時,獲得了觀眾迎接巨星般的鼓掌與喜愛。

這幾場大型表演,都是在1820開墾紀念館的劇院內舉行,場地氣派專業,可容納六百人;而在紀念館的一頭廣場,每天下午也都不定時有免費的表演,有主持人串場,輪流安排藝術節的表演者或樂手,每人約有15分鐘的表演時間,不僅嶄露自己的才藝,也幫自己的演出宣傳打廣告。




Anthea Moys的行動挑戰

在行動藝術中,最有趣的是獲得Young Artist Award的Anthea Moys,她的系列作品名為《Anthea Moys vs. The City of Grahamstown》,要挑戰Grahamstown的各個代表隊,包括足球、空手道、西洋棋、戰爭重演、合唱團、國際標準舞,而在藝術節開始的前三個月,她就開始針對這些比賽,找來專人針對運動、智力、藝術能力進行各種訓練。

對此她說:「對我來說,當一群完全不同情境和背景陌生人們,一起寫下他們的決戰規則,總有種特別的神奇。」

三個月的訓練後,她對各項目都有了清楚的認知和基礎的能力,藝術節的節目,共分成六場,便是她單人對抗這些代表隊;雖然明知不會獲勝,但這卻非全然徒勞,她企圖去挖掘和體現一個失敗者的情境,以自己的作為「女人」的各種特質,來試圖挑戰各種專業的邊界。

比賽雖然實力懸殊,勝負明顯,但她仍用盡自己的努力,讓觀眾看見能力的差別,雖帶有某種娛樂性,但絕非鬧劇一場,每場比賽都是扎扎實實,可想見她在訓練與比賽的過程中,耗費了多少體力和能量;最終,這六場比賽都沒有懸念,Anthea Moys全都敗下陣來,但卻贏得了很多人的尊重。(Anthea Moys : http://www.antheamoys.com

其他還有藝術家Yann Marussich的《Bleu Remix》與《Bain Brise》,前項將自己放入櫥窗內,流出藍色的眼淚和汗,後項則躺在浴缸內,用碎玻璃蓋滿全身,然後再慢慢站立起來,表演時現場觀眾幾乎是冷汗直流,驚悚緊張。

而Gavin Krastin的《Rough Musick》每次表演只限定18人,這18人被帶到一個密室去,第一個房間,先是體驗中古時期對窮人的施捨,房間裡真的進來了一個街上的流浪漢,大家對他丟麵包,第二個房間則是對性濫交者的處罰,大家不只敲打器具發出鼓譟,還可對他丟擲雞蛋,現場的每位觀眾在那樣的情境下,被迫或多或少地成為共犯,體驗污辱他人以及旁觀他人受罰,經驗非常壓迫、不舒服,直接挑戰了每個人的內心深處。


Pieter-Dirk Uys的單人秀

所有參與的表演中,給我最多感動和啟發的,是Pieter-Dirk Uys的單人秀《Adapt or Fly》。

Pieter-Dirk Uys今年68歲,南非白人,是南非劇場界的巨匠。早年他就以政治模仿秀和脫口秀聞名,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捍衛民主與人權,投入愛滋病的救護行動,利用自身力量到各地演講,帶給人們歡笑和知識,多次獲得終身成就獎,是南非家喻戶曉的人物,也擁有很高的國際知名度。其中,他最著名的分身角色,是男扮女裝的Evita Bezuidenhout夫人,利用這個分身嘲諷時事。

1982年時,他在國家藝術節的同一地點,演出了《Adapt or Dye》,起因於當時的南非總統PW Botha建議南非白人對他的施政必須「adapt or die」(適應,不然就得死),南非黑人對此沒有印象,因為當時他們沒有選舉權和工作權,常常流離失所。為了抗議和諷刺這個不公,他將這句話改為「Adapt or Dye」(適應不然就染色),以他擅長的政治模仿表演,表達不願服從的意志,吐露人民的心聲。

32年後(2013),他再度回到這個舞台,以同樣的表演模式,一張凳子、一個講台、一張背板壁報,單人演出《Adapt or Fly》。一開場的序曲,他便模仿希特勒對廣大的觀眾發表言說,接著請觀眾噓他,叫他下台;結果,觀眾的噓聲太小了,他要大家「大聲」的噓他,觀眾這才發出噓聲,燈光暗去,正式開始。


Pieter-Dirk Uys從他個人踏上劇場這條路開始講起,也說了《Adapt or Dye》當年的典故,當時的戒嚴政府,讓他這個從事政治模仿秀的人,常常沒有工作可做,只能偷偷地倒處表演,民主來臨後,他可以暢所欲言了,但社會問題也隨之湧來。

他一方面從個人角度講述自己經歷南非政治民主變化的經歷,另一方面,隨著不同時代,他開始模仿起南非的政治人物,包括PW Botha、曼德拉,英國的柴契爾夫人、Zuma總統…等等。

我作為一個外來者,只知道PW Botha演說時最喜歡用手食指指著別人,是公認的大壞蛋、獨裁者,其餘對南非政治典故固然不太了解,仍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但真正感動我的,是他面對這段歷史的真切關心,並關懷著當下正發生的各種社會問題,還有期盼著南非能夠更好的心態,

劇末,他對觀眾說:「種族隔離是個悲劇政策,如今我們已有了19年的彩虹民主,但看看四周,貧窮問題比過去更嚴重了,司法沒有更公正,言論自由的控管審查仍未消失,這不就是我在1982年帶來的那些嗎?也許歷史在南非不會重複,但也許歷史的韻律是──從種族隔離到更多樣的隔離(from apartheid to tripartite.)。因此我們更不能冷漠,更要持續努力!」

他所說的這一切,含括了對歷史傷痕的認識定位,對現狀的擔憂,以及對未來的期許。我聽了感動地流下眼淚,重點是真相、認同、理解、批判、希望,這正是我來南非希望尋找的答案,也是台灣所面臨的問題。


藝術市集與日報CUE


藝術節也在Rhodes大學的草原廣場上舉辦市集,幾乎每天都開張,總共有約10個大帳棚,超過200個店家,裡頭有各種文創商品,也有美食餐廳、啤酒屋,每天人來人往,非常熱鬧。

另外,每日也都會出版藝術日報,這份報紙的名稱叫做「CUE」,每期共有16個版,彩色印刷,內容包括了藝術評論、訪談、街頭訪問(有不少人稱讚保
全很好)、廣告、節目異動以及觀賞指南。每期都會有編輯的當日特別推薦,為不知如何選擇的觀眾指引明燈。


而這份日報,是與Rhodes大學合作的,除了總編和主編是專業者外,其餘大多是兼職或學生記者,他們在校園內成立了CUE的辦公室,每年和藝術節合作;同時,也在網路上成立了CUE TV(http://cuetv.ru.ac.za/),記錄採訪藝術節的各個節目,深度和廣度兼俱,重要或較大型的表演,也都有專訪和專文。

日報的另一功能是,藝術節的節目異動,不會特別公告在網站上,只會在日報上刊登。

在每個重要的場地或路口,都會有派報小販在叫賣,一份是5蘭特。這些小販大多是Grahamstown的當地居民,在藝術節時來兼差打工,除了領時薪之外,若日報銷量賣的好,還會有額外的獎金。

從這個環節上,都可看出國家藝術節不只是規模大,在細節與深度的經營也多有用心。藉著這個能與藝術大量接觸的時機,把更多年輕人帶進來,一年一年培育。許多曾就讀Rhodes大學的學生,都說藝術節是他們最美好的回憶。


再見驚奇

確實,這個藝術節正如其標語:「Amazing!」

在籌備時期,工作團隊僅有6人,但藝術節時期,總工作人員超過了400人,當中靠的是穩固的組織,以及每年在經驗裡更茁壯成熟的工作人員。在超過400場的活動當中,節目異動在所難免,但僅僅是非常少數,絕大多數活動都是準時開始,設備沒有出任何差錯,不禁令人佩服其執行上的用心與專業。

不只許多國外團體受邀而來,更有許多專業者是慕名而來,專門來取經。雖然國家藝術節的所在地是南非,但從洲際的概念上,由於發展的早,規模盛大,早已成為國際上想一探非洲藝術的絕佳平台,更成為宣揚國家文化力的一種展現。


我每天早出晚歸,天天趕場看表演,疲勞而充實,各種藝術表演所帶來的許多刺激和思考,給人重新面對現實的力量,成為美好的回憶。或許,就讓那一刻的當下的悸動,永存於記憶吧!

在藝術節的最後一天,主辦單位也宣布了2014年的舉辦日期,是7月3日至13日,此時人潮已明顯變少,只留下散場的感傷氛圍。

我特別在藝術節結束後,在Grahamstown多待了兩天,沒想到,許多餐廳開始長休,原本的傳統市集也消失了,人潮不見了;我徒步到藝術節區域外的地方去,大多是當地居民的住宅區,繞了繞,火車站也早已荒廢多年。

過去的那10天彷彿幻夢般,小鎮恢復原有的蕭條和寧靜,而節慶的間隔,就是小鎮熱鬧和冷清的週期。

不過,不用擔心,下一個節慶來的很快很快,是7月7日至11日的National Schools Festival。這個活動的海報上頭寫著:「Don’t Panic, It’s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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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Arts Festival
http://www.nationalartsfestival.co.za


※本文為「相遇在生命的轉彎處─藝遊南非紀錄電影節與藝術節」部分成果報告,該計畫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之102年度「海外藝遊專案」贊助

2013年10月23日 星期三

跨越真實,行動翻攪——台灣當代紀錄片的三種動作

1980年代的「綠色小組」(1986-1990)常被視為台灣「行動主義」(activism)影像/紀錄片的濫觴。在戒嚴時期(甚至解嚴初期),沒有言論自由,所有消息都被主流媒體控制,他們帶著攝影機記錄大量的黨外演說、造勢活動、人民生活,為的就是要突破資訊封鎖,傳達現場真相。

綠色小組所記錄的對象常是黨外的異議分子,這些人飽受威權的威脅,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拍攝並傳播他們也具有一定的危險性。這個例子,不只說明了,「記錄」(record)這項行為,是選擇後的結果,從來都不是客觀的,也進階地揭示,記錄這些被禁止的活動,是一種帶有「行動意識」的積極抵抗,有見證與保存的歷史意義,是影像的行動,也是行動的影像。不管是拍攝者或被攝者,都站在同一條船上。

進入1990年代後,政治雖然解嚴了,但主流媒體仍然保守,人民的真實生活現狀無法被看見,因而有不少紀錄片工作者強調「人民的聲音」,寄望以人文主義式的關懷彌補媒體的不足,題材多采多姿,包括社會百工、疾病弱勢、勞資糾紛、原住民議題…等等,其中當然也有大量的社會運動。

然而,時代的改變,民主精神與自由意識的開啟,對獨立紀錄片而言,卻同時提醒了一件事。

當紀錄片主題是關於反對運動、弱勢抗爭的,並不意味紀錄片本身也是如此。意即,紀錄片工作者經常採取同樣的影像製作方式(帶著攝影機進入現場,努力跟拍)與類似的姿態位置(強調議題至上的目的,攝影機通常是工具),使得拿攝影機的動作成為一種慣性的記錄/陪伴,縱然題材難度不一,但仍在被允許的安全地帶中打轉。

就像許多記錄災難、社會不公義的紀錄片,選擇站在主角的立場,記錄事件始末,著重於不公義的現狀,捕捉運動的過程,強調參與者的亢奮或悲慘狀態。但體制的結構問題如何觸及?加害者的面孔為何?在慣性的拍攝觀點下,這些問題都很難談及。

換句話說,當原本欲對抗的絕對威權在形式上漸漸消解,對象不再單一明確,像綠色小組那樣的「影像行動主義」已不再適用,其所面臨更嚴厲的考驗是,當抵抗容易落入「為反而反」的陷阱,或已被媒體與社會氛圍規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時,紀錄片該採取什麼位置或做法,才能重新拾起行動的基進意義?

從這個切入點,本文挑選三部具代表性的台灣紀錄片。

蔡崇隆1999年在公共電視完成的作品《島國殺人紀事1:蘇建和案》,追蹤台灣司法史上最受矚目的案件,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人在1991年因「結夥強盜、強姦、殺人」罪名被判死刑,但案情疑點與瑕疵太多,引起社會關注,在民間團體奔走下,案子得以一拖再拖,命懸一線。



蔡崇隆以「獨立調查」的方式釐清各個疑點,除了以「第一人稱敘事」表明了自己的身分立場外,也在片中加入許多自己沉思和看毛帶的畫面,頗具爭議的是,他「偷拍」了不願回應問題的檢察官、法官與刑求逼供的員警。對此他說:「我偷拍的人都是因為他們不讓我訪問。拒絕也是一種回答。看對象是誰。如果偷拍的是權力者,你的前提是公共利益,這種方式就可以。」

「偷拍」看似不道德,也逾越了紀錄片的傳統道德教條,但唯有如此,才能攻進權力運作(不給拍)的禁區,暴露出司法系統的陳腐和封建,看見那些罔顧人命傲慢者的嘴臉。事實上,此片不只是單純的論證式紀錄片,也在行動主義之於紀錄片的意義上,寫下了新頁。(蔡崇隆在《島國殺人紀事2:盧正案》〔2001〕繼續沿用此做法)。

類似影片,還有李惠仁在2013年完成的《不能戳的秘密2:國家機器》。



李惠仁在2011年時,以「邏輯」為論述核心,用科學方法、訪問專家、收集資料、偷拍錄音等方法獨立調查,戳破了農委會隱匿禽流感疫情的謊言,完成了《不能戳的秘密》(2011),在網路公開放送,轟動社會。

《不能戳的秘密2》裡,他將大量的「自己」放入片中,尤其是數次帶著證據親赴農委會,在主觀立場與客觀證據的曖昧地帶中遊走,主動或被動地與官員展開各種辯論;每一次「他」的出現,確實都像一根芒刺,慢慢地刺進農委會共犯結構的心臟,證明掩蓋真相的過程,早已成為真相的一部分。

其重要的行動意義,進階到不單單只是宛如行動藝術家的「親身介入」或偷錄偷拍,此片別具意義的行動方式,在於他總能經過合法程序,善用媒體力量與正當性,記錄到的官員啞口、亂言的一段段影像,這正是這部作品的生產過程,卻也同時具備「證據」(官員瀆職)的性質,完全將紀錄片的「記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江偉華的《廣場》(2010),鏡頭對準參與野草莓運動(2008年11月-2009年1月)的學生們,詳實地記錄了這個學生運動的開始與結束。不同於上述兩部作品,《廣場》並沒有涉入或特別拍法,形式上看似沒有突破,僅是跟拍整個過程,但卻有著不尋常的視角。

學生們在自由廣場抗議因陳雲林來台,言論與人身自由受到國家機器高度箝制,他們吶喊、論述,激動與追求理想的嚮往溢於言表,但隨著運動規模一日日擴大,這個堅持沒有人能代表野草莓,必須以公共討論來決定所有決策的一群人,最終面臨的是沒有結論的冗長討論過程,須接納每個人內心最深、最赤裸的意識型態。他們的反應和解散反映了當代台灣青年的失語狀態,一方面呈現了民主烏托邦的荒謬,一方面也深入了運動者的困惑和自我懷疑。

《廣場》的特別之處就在此,「政治目的」不是最終導向,運動成敗也不是重點,片中的每個人甚至沒有被標明名字;其影像的行動意義,是抵抗慣性邏輯的社運紀錄片生產模式,或許同樣站在參與者的立場,但卻換了角度,開始追究與反身自省剖析運動本身,將觸角深入運動內部,呈現人們呀呀學習民主與互相尊重的漫長過程,攪亂絕對分明的對錯與黑白,上色那模模糊糊的一片灰,帶我們看見民主的真正本質。



這三部作品皆將強悍的「行動意識」轉化為拍片的方法或觀點,以回應不同議題和其所處的時代。台灣在1987年正式解嚴,至今(2013)已26年,理應已有初步的民主雛型,走向公民社會,但近來屢屢發聲的社會運動與政府之間的對峙、衝突卻急速加劇,資本家與當權者聯手介入媒體,操控民意與社會氛圍的假民主手段,讓身處於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人,有了時光重回1980年代的錯覺。

今日,拍攝台灣社會議題或社會運動的紀錄片,所面臨的問題不再只是如1980年代般的對抗政權,1990年代以來的尋找真相、戳破謊言,其嚴苛的挑戰是各種民粹鄉愿、媒體操控、資本介入等等偽裝成民主手段,讓真實/真相更錯綜複雜的社會現狀。

面對這些,紀錄片並非是無措無力的。在這個「真實」因不同意識型態力量而層層翻攪的時代,「行動之於影像」的意義與做法,將是台灣紀錄片得以跨越真實迷思,回應當代問題的重要途徑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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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藝術觀點ACT》56期
【本期專題】行動影像—影像如何抵抗?Act In Image

2013年10月3日 星期四

相遇一刻:記2013南非Encounters國際紀錄片影展

已經邁入第15屆的南非國際紀錄片影展,自1998年創辦,正式的名字是「Encounters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是非洲地區以紀錄片為主最大也最悠久的影展,本屆影展原本於6月6日至23日舉辦,但在籌備期時,因為預算不足(距離影展還有兩個月時,仍有約5萬美金的缺口),最終縮減了一個星期,改到6月16日閉幕。

影展分別在約翰尼斯堡與開普敦兩個城市同時舉辦,在開普敦主要分為兩個場地,一個是在V&A購物中心碼頭內的Nu Merto連鎖戲院,是間商業戲院,另一地點則是歷史悠久的Fugard劇院,是以劇場表演為主的場地,臨時搭建了投影設備;令人好奇的,在影展手冊及網站上,都只有寫上戲院的名稱,但沒有地址或地圖,或許這兩間戲院,在當地已是眾所皆知的地標。


節目片單

本屆影展的開幕片是南非導演Riaan Hendricks的《The Devil’s Lair》,這部片獲得IDFA(阿姆斯特丹影展)與加拿大Hot Docs影展的基金投資,是南非的年度大片。故事的地點發生在開普敦市郊的小鎮,這裡是全球槍擊率最高的地方,幫派械鬥時有所聞,導演以極貼近的距離,跟拍了三個月,拍攝了一位毒梟父親的生活,拍到了械鬥現場、毒品交易、注射毒品等等畫面,但影片中的絕大部分,卻聚焦在父親與家庭間的關係,尤其是對女兒和妻子的愛,讓這部影片有了豐富的人性層次,也屢屢獲得國際影展的邀約。



除此之外,影展共播出約40部片,主要分為四個節目,分別是以非洲影片為主的South Africa/AFRICA,國際競賽為主的International Films,關懷女性的Women Direct,以及Why Poverty單元,包含了兩部長片與系列短片;活動類則是半島電視台協辦的攝影展,以及創投論壇與和IDFA合作的大師班,主要標語是「解放你籌資的潛力!」,雖然其規模不大,但可看出該影展對於國際合製的推動。



而與一般影展不同的是,這個影展只有在晚上才有放映,一天僅放映兩場,且是兩個場地同時放映;由於我抵達南非時,已是6月12日,影展的黃金週末已經過去,所能參與的部分不多,分析其片單,除了非洲片為大宗外,其餘皆來自美國、英國與歐洲,其中更以英美為大宗,像是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入圍的《Gatekeeper》與《How to Survive a Plague》以及日舞影展評審團大獎的《凡爾賽女皇》(The Queen of Versailles),亞洲片則是缺席的。




希望世代

在少數參與的幾場放映中,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由五位南非青年(皆在25歲以下)的作品集結而成的Big Fish Shorts短片集,故事的題材分別是一、拍攝自己幫傭世家的阿姨和媽媽;二、班上的貧民窟同學在火車上講笑話賺取小費;三、堅持用南非原住民語寫作的青年作家;四、拍女游泳選手因被家庭暴力傷害被迫放棄的故事;五、曾經失落,但重新回歸傳統舞蹈與祭典,並從中復興和以此為生的原住民部落。

我非常驚訝於,無論從什麼角度出發,都可以看出他們對社會的關懷,且觀點上是新穎另類的,一點也不八股,影像敘事上雖然有點青澀,但仍展露出難得的活力。記得映後有觀眾提了一個問題:「對你們這個未來可能成為專業拍片者的世代而言,拿起攝影機對社會和南非的責任是什麼?」

只見台上的年輕導演堅定地說:「南非過去有很多事情慢慢被揭露,但還有很多是我們不知道的,作為拍片者,就是要去講述更多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這是我們的責任。」

多麼沉重的問題,可是卻帶出了充滿氣魄的回答。

當我與策展人Lesedi Oluko Moche進行訪談時,我說自己很欣賞這群年輕人的氣度和作品,她也覺得真的令人眼睛一亮,值得讚賞。接著我順勢向她詢問影展的運作、節目安排、困難等等問題。


貧窮線以下

Encounters影展的組織,本身是個NGO,影展的經費來自於募款及贊助,而絕大部分的預算則來自於南非管理電影的官方組織NFVF(即National Film and Video Foundation),影展必須遞案申請補助。礙於預算的不足,影展平時只有三位專職人員,而影展的年度預算,約在150萬至180萬台幣左右,相當吃緊。


今年是Lesedi首次擔任策展人,過去她的工作是電台主持人,也曾在美國住過一段時間。她提到在國際競賽徵件部分,約有300多部作品投件,但其中亞洲片少之又少,或許是因為文化差距甚大;而安排與女性、貧窮相關的單元,甚至在影展片頭安排了反對家暴的短片,主要是因為在南非,男女的地位很不平等,社會上常有家庭暴力、女性被虐待等新聞,因此希望喚起大眾的注意。在非影展期間,他們也會帶著影片到校園、社團、戲院進行推廣。

因此,與社會大眾對話是重要的,這也成了Encounters影展的挑選影片的重要考量,片單中的多數影片,皆以人權、性別、歷史、正義等社會議題為主。

Lesedi也提到,若放映場次在白天,大家都在工作,在南非幾乎不會有人來看,而影展是為他們而舉辦的,在晚上放映的意義較大,而南非是一個大多數人,都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國家,影展不應高高在上,紀錄片如何與人民產生意義,是他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確實,以自己參與幾場的例子來看,每場皆有七成以上的觀眾(影廳約可容納120人),較熱門的影片也銷售一空,規模雖不大,但仍有熱度。


相遇的意義

進場看電影時,工作人員會發給每位觀眾一張票選單,共有五種喜好選擇,可依據喜愛這部電影的程度投票。最終,影展統計票選單,頒發出兩個獎項(皆沒有獎金),非洲影片首獎由講述猶太人離散故事的《The Village Under The Forest》獲得,而國際影片首獎,則是記錄行為藝術教母Marina Abramovic的《凝視瑪莉娜》(Marina Abramovic: The Artist Is Present)。

綜觀Encounters影展,並非像歐美或亞洲的大型影展那樣,各個環節都面面俱到,相反地,其規模仍小,就紀錄片而言,南非大環境仍有許多待開拓的空間,該影展也必須更努力琢磨出自己的特色。

但對我而言,這個小影展的意義,不在於組織執行或美學品味有多麼順暢或獨特,反而是影展的細節、安排、片單,成為了理解南非時很有意思的文化觀察。

訪談的最後,我問Lesedi,為何取名「相遇」,與紀錄片影展的關係是什麼?

她說:「從個人觀點來說,來看紀錄片,就會在紀錄片裡相遇,思想有了互動;因為電影,我們也有機會在現實世界裡相遇,就像我跟你坐在這裡聊天一樣。」

我也相信,意義會在相遇時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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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s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http://www.encounters.co.za



原文刊於「紀工報」第二十五期

※本文為「相遇在生命的轉彎處─藝遊南非紀錄電影節與藝術節」部分成果報告,該計畫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之102年度「海外藝遊專案」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