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4年2月15日 星期六

《築巢人》:脆弱的堅強



所謂的「堅強」,就是了解「脆弱」,而「脆弱」就是「膽小」。而「膽小」……,就是「擁有重要的東西」;「擁有重要的東西」,就是「堅強」。
─浦澤直樹,《20世紀少年

沈可尚的《築巢人》以空鏡頭開場,家中的雜物與用紙摺成的蜂巢一一入鏡,畫面外傳來了爭吵與扭打的聲音,沒有前因,沒有後續。隨即,影片帶我們進入這個家中。沈可尚在擁擠的空間中找到屬於他的位置,攝影機對準一位父親與自閉症兒子立夫,安靜地觀察他們的相處。

在外頭,攝影機拉的較遠,父親上班、帶團、買菜、與兒子出遊;在家中,攝影機靠得很近,父親做菜、立夫獨處自語、大家吃飯慶生、兩人溝通爭吵。自始自終,《築巢人》的知識訊息量一直很少,不解釋病情,沒有因果,影像看似冷冽,但沈可尚這次就像家中的一份子,採取一個極度貼近內部的「觀點」進行拍攝。

於是《築巢人》有別於過去許多要去認識疾病的作品,也不是把自己當成中介橋梁,欲化解外界對疾病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影片所著重的,是父親與兒子之間的互動,以及他們的內心世界。這也讓《築巢人》與以「弱勢」或「疾病」為主的眾多台灣紀錄片,產生了決定性的差異。

多數此類紀錄片總是企圖將主角的努力與坦然,轉化為激勵人心的「正面力量」,然後藉著影片傳播出去;又或者,因為主角的疾病/缺陷,一定得相對地找出值得被外界肯定的特殊才華,藉此定義生命的價值。這種認識論,其邏輯仍是將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套用在他人人生上。換句話說,若沒有走過逆境或特殊才華,彷彿他們遭遇的一切掙扎或病痛,本身便失去了意義。值得提問的是,當紀錄片只顧著「把愛傳出去」時,是否還有能力與意願去追探更核心的問題?

幸而,對《築巢人》而言,沈可尚似乎選擇放下判斷的尺,片中沒有確切的「事件」,所出現的衝突,也總是突發斷裂的,沒有原因和結果,這使得我們無法用習以為常的「是非對錯」去評斷一切,正如立夫的大起大落情緒一樣,沒有來由,難以預測。這個做法,放大的是情緒,也擴大了觀眾的感知,能夠更進一步的去感受這位「遙遠星球的孩子」,還有身為父親的努力與無力,更接近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態,以他們原來的樣子去認識他們。

父親長年付出,希望立夫能漸漸融入社會,但改變很微小很緩慢,他與社會依然格格不入,這種人生困局就像是宿命般複雜無解,使得《築巢人》陷入了人性的灰色地帶。影片告訴我們,世間有許多事物和情感難以釐清、定義,正如沈可尚所說:「愛對我來講是終身命題,把愛簡單化跟把所有事情簡單化,對我來講是無可接受的事。要理解愛沒有那麼容易,要理解愛,可能你還要去理解恨,理解很多的不甘心,理解很多生命的細節,你才可以知道那個愛有多不容易。」

這些思考,一一體現在《築巢人》的許多細節中。像是片中對父親的訪談,一反被攝者總是面對鏡頭說話的拍法,沈可尚採取了側面拍攝,讓受訪者全身入鏡。父親談起自己的心境,不自覺地一直搓手(聲音尤其明顯),尖銳的問題加上殘酷的鏡位,肢體的一舉一動在在說明了他的焦慮,對觀眾來說,他內心的無奈與甘苦一覽無遺,無所遁逃。

又如片尾,父親與立夫一起爬山踏青,父親和立夫走著走著越離越遠,鏡頭凝視著向黑暗山區走去的父親背影,畫外音傳來立夫的吼叫聲,接著加入了父親的心聲:「我可能考慮把他送走,我沒有能力啊,我放棄可不可以,讓你繼續選擇你的人生,有種你對付那些人阿,廢物。有時候,一刀給他,一了百了。」

這震撼人心的結尾,令人無語卻無法迴避。沈可尚說這是「紀錄片倫理學」的極限,這樣的處理雖體現了他所認為的真實,但這「沉重的真實」卻可能令父親難受;而也是這段話,打破了全片以內部觀點為主的侷限,內心深處的話語意有所指的指涉外部,指向了更大的,難以撼動的,這個社會長久以來運作的規範系統。

《築巢人》的重要價值,並不在於呈現這個家庭的「特殊」,相反地,剝開層層表面後,片中不斷出現的是再簡單不過的「關係」──父子的關係、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愛與被愛的關係,人與人之間情感、相處、溝通的關係,這些從「自閉/自我」中所延伸出的各種關係,其核心直指每個家庭中的每位份子,你和我,我和他,他和你,我們,其實都是在脆弱的堅強中學習如何「築巢」,學習如何成為「築巢人」。

紀錄片要由能小見大,從現實中延伸隱喻與意義,憑藉的是作者對表面真實的不妥協,對現實的洞察與挖掘。《築巢人》雖僅拍攝兩個人,但導演的節制與自省,在小品題材中找到了普世格局,完成了一部令人深思的作品。

2013下半年,是台灣紀錄片上映院線市場的票房風光期,然而,當許多影片揮舞著愛的旗幟,卻反因為情感的盲目而限制了詮釋現實的角度,紛紛走向溫情/濫情/矯情的同時,《築巢人》夾在其中,從一個家庭與成員的關係進入,以一種極為克制的冷靜看著他們,意外的在日常生活的觀察之中,帶我們看見並思索愛的本質,以及因愛而生的各種面向,顯得如此獨特與不俗。

《築巢人》的成就,不只是推展了「議題」的討論,深化我們對於「認識」的想像,也把台灣紀錄片美學重新帶回了一個最基本、應該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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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於「獨立評論@在天下

承擔幸福:《失婚記》

現在我得到了,我的大夢想在這裡!」首先是她對著大海吶喊,接著影片的旁白清楚地揭示了「我」,也就是導演阮金紅自己。她以「第一人稱敘事」展開故事,談到自己從越南嫁到台灣來八年多,這是第一次來海邊,以及一路從失婚走到現在的心路歷程。

但她到底得到了什麼?夢想又是什麼?這個開場為《失婚記》定調了追尋的路徑。循著阮金紅的國語旁白(顯然將影片設定為台灣觀眾),娓娓道來自己為了追尋幸福而從越南嫁到了台灣,前夫卻沉迷賭博,對家庭沒有責任感,最後簽字離婚,飽受社會異樣眼光。她獨自帶著小孩辛苦地生活好一段時間,道盡了她身為新移民、妻子、母親的多種身份,也利用這個身份,她走進了其他新移民姊妹的心裡。

拍攝者的「身份」顯然是《失婚記》很關鍵的切入點,但這並不表示影片是容易拍攝的,相對地,這很可能更加深了影片的難度。因為其意義不只是「新移民族群拍攝自己的故事」如此簡單,面對其他人談及「失婚」類似的經歷,如何能(也應該)拍得更深入、更貼近,審視傷口和發掘意義,遂成為影片最大的挑戰。

可貴的是,阮金紅做到了,《失婚記》從一個更深更內部的觀點出發。在片中,她自己的經驗彷彿一則引子,慢慢帶出玉蘭、金玲、阿詩與美麗等四人,從越南與印尼來台灣找尋幸福,卻在婚姻中挫敗而歸的故事。

她們所面臨的,除了新移民來台常常被誤解為是為了「錢」之外,與丈夫的感情溝通、階級性別歧視、文化差距、子女養育、家庭暴力等等問題,也都是不同個案產生摩擦的主因;但影片卻不只停留於此,仍關心異國通婚所孕育的下一代,突顯子女們在單親家庭撫養下的困境,越南、台灣兩地該如何抉擇間的難題,就像是片中的一場對話,金玲的女兒說覺得越南比較好,因為媽媽在這,不想回台灣時,阮金紅則說台灣很好阿,也擔心她待在越南久了中文都忘了。

待在越南比較好?還是台灣比較好?能有選擇嗎?還是別無選擇?兩人不同的傾向,隱約透露出他們不同的立場與位置,似乎有點矛盾,但也頗值得辯證,耐人尋味。

其中,難得的是,雖然各個主角都有很難以面對的過去,但阮金紅卻能一個個親身去溝通訪談,甚至自己也大量地進到鏡頭當中幫忙對方,面對難解的問題不閃避,反而無畏地展現了積極的態度與立場。就像是片中的阿詩後來與阮金紅的大弟戀愛,卻留下令人傷心的結果,導演也不避諱地指責了大弟的大男人主義和不進取,令家醜外揚。

這暗指了,感情的不幸不是只存在文化地域意義上的異國通婚案例中,其實隱含著更大的普世性。這也讓《失婚記》沒有僅侷限於異國通婚上,在戳破「台灣夢」(來台灣追尋幸福)的同時,也轉以一個更宏觀的視野,看待人與人的感情與關係,呈現人的難題和抉擇,以及難以迴避、因大環境而牽動的宿命。

在《失婚記》中,阮金紅有時進,有時退。「進」指的是主動關心幫忙,「退」指的是留有空間,讓這些曾受傷的被攝主角們能暢所欲言,盡情宣洩。阮金紅對於姊妹們的關懷,顯然帶有很強的同理心,才能做到進對得宜,影片因此充滿血肉,也獨一無二,是阮金紅才能完成的作品。

片尾,阮金紅說不要放棄追求幸福的權利,影像轉為極美的夕陽河光,接著越南語的歌曲響起,歌詞意思是:「我不是愛錢/只是要幸福/但沒有人瞭解我/過去多少年/我曾幻想未來美好/但沒有人想到/那是像一場夢而已。」

這趟探索失婚的旅程,固然悲傷、不幸,但其實也是追尋何謂真正幸福的旅途。《失婚記》是阮金紅的第一部作品,在素樸的影像與敘事中,擁有極為動人的自剖與故事。此片的意義與價值,或許正是,帶觀眾走過這一遭後,能帶給人們承擔這一切的力量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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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紀工報‧第二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