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4年5月28日 星期三

紀錄片之死

這幾年,我有機會擔任一些紀錄片相關獎項或比賽的評審,至於什麼是「紀錄片之死」,或許先從某次紀錄片補助案的評審經驗談起。

一家業者提案欲拍攝一位職棒選手因心臟手術開刀,走向漫長的復健之路,最終仍努力克服一切,回到球場的紀錄片。業者面露喜色地說自己已跟拍了一段時間,有捕捉到某些重要的珍貴時刻。我請他放映片花,畢竟企劃案的文字敘事和影像作品常常是兩回事,他很開心的答應,顯然已有準備。

片花開始播映,片長大約十分鐘,首先是該選手的訪談,鏡頭以極近的距離拍攝選手,整個畫面中都是選手的臉;接下是他進手術房的過程,醫生和護士們在一旁戒護準備開刀,下個鏡頭是從上往下拍,定焦在該選手的心臟部位,醫生劃開胸膛後,我們從皮縫中,看見了一蹦一蹦正跳躍著的,血淋淋的心臟。

看到這裡,我很震驚,難以置信居然這麼拍,身旁的另一位評審和我對看了一下,他也有同樣的反應,並悄悄地對我說:「如果還沒拍,或許還有機會,但已經拍了,就……。」

對於他這段話,我的理解是,時間不可逆,該業者不只沒拍好,還完全糟蹋了這些素材。看片花的當下,我產生一種反感和沮喪,並不是因為見血,而是該業者顯然不理解「真實」有多種層次,僅死守「眼見為憑」,將之視為對紀錄片的唯一信念。這種直接毫不迴避、每個鏡頭都要見骨見肉的拍攝概念,幾乎讓拍紀錄片成為一種「嗜血」的行為,逼得觀眾無法喘息。

事實上,這類「看到就要拍到,拍到表示看到」的想法,其所強調的「眼見為憑」觀念,一直以來都是台灣紀錄片(專業與業餘都是)中常見的拍攝概念。

極端者,如我先前所舉的例子,而氾濫者,譬如像是比賽球員們輸球後那落淚的瞬間,病童的父母談起孩子病情的哽咽神情,征服某種困難後的喜悅,社會抗爭的火爆衝突,環境汙染中眼睛可辨見的黑,還有許多許多。若仔細思考影片中某些時刻,這些逼使觀眾去看見的鏡頭,其實略帶尷尬與不堪。

在這個時代,因為技術門檻的下降,以及拍攝器材隨處可得,也有人倡議「人人都可以拍紀錄片」,只要按下錄影開關,拍下的一切似乎都可稱為「紀錄片」。這樣的概念同樣仍是標榜一種「直觀的看見」,也鼓勵拍攝「可見」的東西,但問題來了,面對那些「不可見/看不見」的呢?紀錄片該怎麼辦?

有趣的是,在2013年年底,票房衝破兩億,創下台灣影史最高的空拍紀錄片《看見台灣》,正是將「眼見為憑」推展到了極致的代表作品。從視覺上,因為高空拍攝,我們看似見到了一切,影片也佐以旁白,再次說明強調,但敘事的過度滿溢,阻斷了觀眾的思考和想像空間,令影像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灌輸載體,體現了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tang)曾說過的:「你說得越多,我知道的越少。」此片也正如許多評論指出的,《看見台灣》越要強調「看見」的同時,當看見與聽見的越多,其實也就凸顯了更多「沒看見/看不見/視而不見」的真實,就像是政策失當、官商勾結、環境法律…等等結構性問題;這些真實,雖然無法直接看見/不容易看見,但相較之下,卻來得更貼近現實。

借用中國電影導演賈樟柯的話來批評:「作為一個媒介必須有它美學的考慮,不是說拍下來,反映社會就可以了。」

換句話說,正是這種緊守和放大「看見」的思維,導致台灣紀錄片的在形式與內容上極度疲軟,就像許多影片哀嘆舊建築即將被拆、事物即將消逝,站在弱勢者立場疾呼社會正義,或以寫實主義牢牢跟拍,但在觀點上若沒有新的超越,沒有能力看透事物的意義與核心,僅僅只是記錄(record)或紀錄(document),影像將自然失去了隱喻和延伸的能力;《看見台灣》的例子尤其可議,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新型態的政宣電影(propaganda film),當電影中的想像空間被扼殺了,逼使觀眾只能用「看見」來判別一切時,也間接宣判了紀錄片的死亡。

追求「眼見為憑」並沒有錯,只是,這是紀錄片所追求的「真實」中最粗淺的層次(試想,若台灣發生核災,面對不可見的輻射,我們又能如何用紀錄片表述與思考)。紀錄片作為電影的一種類型,其精彩之處,往往在於作者如何運用創意,處理那些「不可見/不復見的真實」,像是心理狀態、情感關係、歷史真相、回憶…等等,才能推展出真實的各種層次,帶領觀眾思考的更深更遠。

對可見現實照單全收的不思考(那些只想把文史影像化的紀錄片企畫案,那些只挑選/看待議題的紀錄片禿鷹),對紀錄片美學想像的貧乏(那些長相和意旨永遠類似的災難紀錄片),面對拍攝方法的保守與單一(那些拍片不思考方法和準則的作品),正是這些元兇讓台灣紀錄片失去活力與魅力,無力追探事物,一步步邁向死亡,就像以紀錄片起家的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所說:「無論懷著多崇高的意志,在拍攝前就存在著結論的東西不是紀錄片。」

這就是我所謂的「紀錄片之死」,在《看見台灣》片尾中孩童站上玉山吟唱的歌聲中,在許多作品以大特寫鏡頭刻意捕捉主角的眼淚中,在逆來順拍、放大衝突的瞬間中,在那位業者所提供的片花,職棒選手一蹦一蹦跳躍著的、血淋淋的心臟為代表的血泊影像中,台灣紀錄片一次又一次的死去,是美學的死,是精神的死,也是意義的死。

「死」的宣告,意即應與過去告別,以不同的想像思考何謂紀錄片;「死」的相對,意味著曾經「活」。紀錄片的命脈所繫,在於對「何為真實」這項永恆命題的叩問和反思,勇於面對未知,每一遭拍攝都應是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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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於《電影欣賞》季刊158期專欄:筆像攝影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