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7年9月7日 星期四

《一個人的福島》:沒有比家更好的地方

2017年的「核電影」雙年影展於本周末(9/8-16)登場,這個因應日本2011年發生的311福島核災,以及台灣對核能問題討論越烈而生的議題性影展,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自行募款舉辦,免費開放民眾參加,今年正式邁入第三屆,共策劃了「核電很有事」、「核災進行式」、「與核共武」、「能源出代誌」四個單元,選映19部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其中,自第一屆以來,關於「福島」的紀錄片始終未曾缺席,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細數歷屆,像是藤原敏史的《無人地帶》記錄災後被封鎖的禁區,伊恩湯馬斯艾許的《A2-B-C》告訴人們福島孩童因輻射增加甲狀腺罹癌率的真相,舩橋淳的《核能之國》描述災後的後續政治事件。在本屆核電影中,由比利時導演Gilles Laurent執導的《一個人的福島》,則以一個獨特視角,帶我們關注核災之後,那些自願回到福島生活,與輻射共存的人們。

2017年5月16日 星期二

重探綠色小組:30週年的迴響與反思

攝影:蔡明德
本文應2016年「綠色小組30週年研討會」而寫,從2016 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策劃經驗出發,說明如何在「台灣切片」與「時光台灣」單元中將「綠色小組」與「電視新聞(華視)」進行並置與對話,帶出綠色小組的時代特性;再以分析綠色小組作品之細節,說明其立場、觀點、敘事語言的連帶關係,尋找屬於紀錄的顏色,重探綠色小組之於台灣紀錄片的意義。

2017年4月14日 星期五

「吾」愛台灣:《灣生畫家─立石鐵臣》

阿公為了經營鋁鍋工廠,買下了國民政府公開招標的日本飛機殘骸,然後鑄造成民生必需品,這段家族故事是郭亮吟導演2003年的紀錄片《尋找1946消失的日本飛機》的主軸;幾年之後,他與日本導演藤田修平共同合作,一起拍攝在二戰末期台灣少年在日本海軍工廠製造飛機的「台灣少年工」故事,完成《綠的海平線》(2006);2010年,他們再度推出《軍教男兒》,記錄在1950年反共抗俄年代被徵召或志願報名的「台灣軍士教導團」,突然收到「歸休」命令,但卻從未退伍的故事。

這三部影片環繞在二次大戰前後,皆以台灣為主體出發,著重於台灣小人物百姓在這段歷史下的輾轉命運,追探那存在於生命裡的歷史。而他們從發想到完成,經歷約十年,延續著同樣的關懷視角,終於在2016年完成的新作《灣生畫家─立石鐵臣》,在2016年於TIDF播出時一票難求,勇奪觀眾最佳票選獎,目前正於TIDF巡迴展中播出,這也是首部關於畫家立石鐵臣的紀錄片!

《放逐的凝視》,獨立的回憶

「做紀錄片的人就是一塊石頭,一塊鋪路的石頭。」─中國獨立導演胡杰

2005年前後,許多中國獨立紀錄片在國際影展上陸續得獎(特別是在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引領著一股風潮,我也在懵懂之中,展開對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探索;一直要等到2011年,我才有第一次真正有機會參加北京獨立影展,一探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社群網絡,然後著迷其中。

來自中國各地影像創作者與愛好者,齊聚在北京市六環外的藝術聚落宋庄,白天看片談片,晚上徹夜喝酒,所有人都像是熟識已久的朋友,無話不說,極度珍惜這短暫的影展時光,希望永不結束,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在中國高壓的政治環境下,獨立影展的舉辦有多麼艱難。也就在這一年開始,影展受到官方打壓,接連經歷了禁播令、被監控、被斷電、被閉幕、辦公室被抄、典藏電影被奪、暴力衝突……等等,自由表達的空間快速緊縮,影展所需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最終成了「沒有電影的電影節」。

以真實之名:記 2016 伊朗國際紀錄片影展

數個月前,我收到來自伊朗國際紀錄片影展的來信,邀請我擔任國際競賽中長片(30 至 60 分鐘)與短片(30 分鐘以下)單元的評審。在又驚又喜之餘,我陷入長考與猶豫,許多部印象深刻的伊朗紀錄片在腦中浮現,特別是曾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播映過的《日安,伊斯法罕》(Salaam Isfahan)、《解禁時尚伊朗》(All Restrictions End)、《地毯上的烏托邦》(Iranian)、《伊朗全面噤聲》(Remote Control)、《英雄的斗篷》(Hero and Cloak)等等,在這些伊朗紀錄片中,只要是觸及敏感的政治或宗教議題的作品,導演大都旅居國外,甚至是匿名創作。

眾所皆知,伊朗作為全球言論審查最嚴格的國家之一,只要是在境內的電影拍攝、院線上映、組織影展、公開放映,全都得申請報備和經過嚴格審查。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我很好奇一個「紀錄片影展」如何舉辦?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角色?若能親訪這個國家,也許能見到紀錄片與影展之外的另一面真實。

帶著這樣的心情,我答應了評審邀請,於十二月初抵達下著初雪的伊朗首都德黑蘭。

2017年1月9日 星期一

迎向下一個十年:2015台灣紀錄片觀察

若從台灣紀錄片先驅綠色小組成立的1986年算起(該年他們拍出代表作《1130桃園機場事件》),距今已約30年。以每十年為一個區間,可以發現1995年前後,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公視紀錄觀點、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雙年展)、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的紀錄片補助項目先後成立,產官學界皆對於紀錄片的有力挹注,使得2000年前後的台灣紀錄片因此繽紛多元,充滿能量。

而在2005年前後,另一波高潮則是俗稱的「紀錄片新浪潮」,《生命》、《翻滾吧!男孩》、《無米樂》、《跳舞時代》等作品接連在院線上映博得好成績,拓展了人們對紀錄片的認知與接受度,也在台灣劇情片最低潮的時候,適時補位成功。時任紀錄觀點製作人馮賢賢則說:「過去十年是台灣紀錄片發展最重要的歷程,解嚴以來累積的能量陸續爆發,被壓抑的題材與想法,得以在日趨多元的社會中透過影像創作來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