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7年10月15日 星期日

荒蕪中開創未來:記2017科索沃DOKUFEST國際影展

「科索沃(Kosovo)?那裡不是有戰爭嗎?」大多數人聽到我將前往科索沃參加影展,都表示出類似的疑惑。事實上,科索沃已於2008年正式通過獨立宣言,政局和治安皆相當穩定,做為全球最年輕的國家之一,「重生(New Born)」的口號在城鄉間流傳,也終結了過去阿爾巴尼亞民族和塞爾維亞、前俄羅斯的國族糾葛。

這次,我受邀參加的DokuFest國際影展,全名為「DokuFest: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and Short Film Festival」,以紀錄片和短片放映為主,週邊還有多不可數的各種工作坊與各式活動。邁入第十六屆的DokuFest早已累積一定聲望,是歐洲南部的巴爾幹半島地區規模最大、最富盛名的國際影展。




戰爭之後

1996至1999年,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部隊與科索沃解放軍發生內戰,並引發國際衝突,這場「科索沃戰爭」成為世界焦點,有數十萬難民被迫離開科索沃;其後,北約組織決定轟炸南斯拉夫,迫使南盟停止軍事行動,允許阿爾巴尼亞人回鄉重建家園。

策展人Veton Nurkollari的父親經營照相館,自小他對影像、電影就有極大興趣。他回憶起在戰爭後的三年,也就是2002年剛創立DokuFest時,根本不曉得影展該怎麼籌辦,只是很單純地想放映電影和辦音樂派對,因為在戰爭期間,不只電影產業垮台,城市裡所有的電影院也被毀壞,百廢待舉,有電影或影展可看。在科索沃成為一件絕對奢侈,卻也令人感動萬分的事。

第一屆的DokuFest就在Veton的家鄉普里茲倫(Prizren)辦理,以極克難的方式放映了大約30部影片,觀眾的熱烈迴響成為續辦的動力;到了2005年,影展各單元已更具雛形,共放映55部作品;今年,DokuFest不只有六個競賽項目,超過250部影片的放映,還增加了DokuNights、DokuTalks、DokuPhoto、DokuKids、Doku:Tech、DokuLab等活動項目,規模逐漸擴大,參與人次也翻倍成長。

但在戰爭之後,市鎮上的電影院從未復業,只留下堪用的建築本體,高品質的聲光效果與舒適奢華的映演條件完全不存在,當地也沒有專業的映演公司,也因此每屆影展的最大考驗,永遠是如何「創造新的電影院」,種種限制也激發了新的可能。

在DokuFest團隊中,總有一個特別小組專門負責「映演與字幕」。他們的工作就是搞定所有放映器材與影片檔案,像是MAC電腦、投影機、音響、銀幕、鷹架等等,不只在已歇業多年的影院劇院教室架設放映,也在戶外的活動廣場、溪流之上、山谷腹地、山上碉堡架起銀幕,於每個夜晚進行露天放映,像是在山谷邊名為「Dream Cinema」的場地還準備了多個床墊,觀眾們可以躺在草地上望向星空觀看電影。電影的聲光、流返的人潮、寺廟的奏歌、教堂的鐘聲、商店的音樂、城市的氣味全都融為一體,成為一部獨一無二的的電影。

另一方面,因為別無選擇,DokuFest很早就開始自行研發字幕的投影設備。團隊內的字幕組負責研發字幕投影程式,還有將所有影片的字幕翻譯成阿爾巴尼亞文,這份細微卻又無比重要的工作,目的就是要趁著一屆一屆的影展舉辦與一次又一次的電影放映,將「知識」帶進科索沃。


普里茲倫的夏天

被群山環繞的歷史古城普里茲倫(Prizren),自古以來就是阿爾巴尼亞民族的文明中心,在戰爭時也較少受到波及。每年夏季,因應歐洲假期各地觀光客湧入,還有科索沃人傳統的夏季結婚習俗(只在夏季結婚),家族的親戚全都回鄉,再加上DokuFest的舉辦,三者所帶來的人潮,佔據了市中心的沙第凡廣場(Shadervan Square)。每天晚上,餐廳與酒吧皆爆滿,滿溢的人群在街道上飲酒聊天,形成一種毫不制式、輕鬆自在的交流氛圍。在這座喧囂的不夜城裡,人潮總至凌晨四、五點才漸漸散去。

換句話說,DokuFest的舉辦結合了對外觀光與在地傳統,影展手冊上也列出地方景點,歡迎大家逛逛這座天然的博物館古城。只是,於8月4至12日舉辦的DokuFest,正巧遇上歐洲十年來最強的熱浪,白天在動輒高溫35度的艷陽下,走入無空調的戲院觀看紀錄片,是標準的在地體驗,這也是為什麼,在DokuFest所創造的十四個場地中,就有六個是露天放映,於每天日落後伴隨山谷微風上映電影。


另外,每晚的重頭戲在午夜之後展開,瘋狂的DokuNights在山谷邊架起野台與音響,邀請來自各地的獨立樂團,包括饒舌樂手Princess Nokia等人輪流於在24點進行電音舞曲表演,上千名青年男女隨著音樂起舞直到天明,山谷後方也有露營區供人憩息。

整體而言,DokuFest的「節慶感」在各種活動與城市氛圍中被徹底貫徹,正如同艷陽給人們的熱情不拘印象,這個「夏日影展」從在地文化生根成長,擁有堅不可摧的草根韌性。


「未來」做為主題

第十六屆DokuFest以「未來(Future)」作為主題,為了迎接影展的來臨,團隊在山上碉堡架設「Future My Love」的燈飾,入夜後只要抬頭一看,影展的標語就在夜空輝映。

每屆影展的主題皆不同,過去曾有「Change Don’t Hide」、「Migration」、「Breaking Borders」、「Corruption」等等。影展團隊會趁著假期一起去旅行或露營幾天,一起進行腦力激盪,反思這一年來的經驗和感受。今年的「未來」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全球與歐洲陸續發生的各種衝突與危機,也希望獻給科索沃的年輕人們,特別是科索沃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為35歲以下的年輕人,這些人正是國家的未來。

開幕典禮在著名地標影院Lumbardhi露天進行,燈光暗下後,只見一位主講人穿著寬大的灰色西裝走上舞台,陰暗的綠光籠罩在他身上,接著他開始宣讀:「現在,我們來到了2101年,在普里茲倫發現了地球的最後一塊鈷,影展也進入第120屆,觀眾擴及了全宇宙,而DokuFest終於不用再為預算而苦惱(全場歡呼)...」

這場來自未來的獨白秀結束後,隨即就是開幕片—搖滾樂團Talking Heads的演唱會經典電影《Stop Making Sense》(1984)放映,致詞者身著的灰色西裝正是向主唱David Byrne致敬。到了第二首歌時,全場觀眾已開始鼓譟並衝到台前歡叫跳舞,也為電影裡的樂手們鼓掌。這個時刻,彷彿也宣告了現在就是過去,而現在也是未來,時空被巧妙地接合在一起。

別出心裁的開幕頗得人心,沒有官員上台,沒有冗長的致詞,卻打開了人們對未來的想像。在普里茲倫也隨處可見人們身上的影展T恤與路邊標語,上頭寫著:「Future Is Not Dead, Future Is My Love.」

本屆的焦點影人Travis Wilkerson也為影展量身打造一支片頭預告,這位以「政治性」著名的美國獨立電影導演,運用了日本導演小川紳介的1970年代經典紀錄片「三里塚抗爭」系列中的群眾與警察對峙並敲打器具丟擲石塊的片段,黑白的影片加上和部分鮮豔色彩,形成強烈對比;而在三里塚事件時,也有青年自衛隊對員自殺,成為抗爭中揮之不去的痛。伴隨著抗爭的叫囂聲,這則預告畫面上寫著:「The Future Is Struggle. The Struggle Is Beautiful. The Future Is Beautiful. Future Is Not Dead. Future Is My Love.」再次深化了「未來」的論述。




節目單元

日益擴大的DokuFest共有六個競賽項目,「巴爾幹競賽(Balkan Dox)」擺在第一,之後有國際競賽、人權競賽、綠色競賽、國際短片競賽、國家競賽等等。此行我受邀擔任「國際競賽」評審,與四位來自葡萄牙、紐西蘭、墨西哥、美國的評審同事組成評審團,共必須看12部長片與12部短片,並給出長片與短片首獎各一,背景、文化和品味的差異,使得評審會議產生激烈辯論。

最終,短片首獎給了《If Only There Were Peace》,這是一部關於難民劇情片拍攝實況的側拍影片,透過鏡頭,我們看到劇情片導演是如何安排衝突的殺戮、難民的處境、悲傷的氛圍、死亡的消息、煽情的人性,而當導演要求飾演母親的素人女演員必須說出台詞「如果真有和平」時,女演員卻頻頻出錯,一直重來,就是無法由衷地說出這句話,而這個段落簡直是影片的魔幻時刻。最後,這部劇情片沒有拍完,也意味著紀錄短片雖然諷刺批判並帶點詭異,但卻穿透了當下「難民」這個議題的表面,直達深裡。

長片首獎由Joshua Bonnetta和J.P. Sniadecki(史杰鵬)合導的《El Mar La Mar》獲得,影片聚焦在美國與墨西哥邊界最危險的索諾拉沙漠(The Sonoran Desert),得獎理由為:「導演們以16mm膠卷凝視時間與這片沙漠地景,人煙絕少出現在畫面但卻存在於聲音之中,如此豐富的隱喻讓所有事物變得可見,一如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切元素。地理的、意識形態的、政治的面向也慢慢從宛如旅程般的電影敘事中流洩出來。創作誠懇的《El Mar La Mar》在當代脈絡下,是一首美麗的詩歌,同時也是一則強而有力的政治聲明。」



評審特別推薦則頒給長片《69 Mins of 86 Days》,導演以全然旁觀的角度跟拍一個在逃難旅程上的中產難民家庭,並特別將視角拉低,僅是專注凝視家中的三歲小女孩。在這86天的旅程中,他們輾轉在多個國家的難民營停留,長途奔波只為了和祖父母團聚,比起專家分析或戰爭畫面,小女孩的童言童語顯得如此純真珍貴,甚至成為家人支撐下去的力量,也讓這部影片顯得安靜且獨特,看似絕少外部資訊,卻透過小女孩在旅程中的種種反應,以童稚天真對比出現實殘酷,帶出歐洲當今的現況。絕佳的導演視角和高超的攝影,讓影片充滿感人力量。

DokuFest維持一貫的開放與輕鬆,讓評審們決定所有的討論方式和獎項,就算要增設獎項也是被允許的。像是在國際短片部份,所有評審決議給出兩個首獎,影展完全不介意也不擔心,並開玩笑表示不會把DokuFest的石頭獎(Stone Award)剖成兩半,而會再給出一個用普里茲倫的千年石頭打造而成的酷炫獎座。

在節目單元部分,綠色競賽和「北歐特輯」單元都是由北歐駐科索沃使館贊助,人權競賽則由德國駐科使館贊助,「虛擬實境電影」(VR Cinema)由在地電信業者贊助;DokuFest也和兩個影展單位合作,包括了美國紀錄片影展(AmDocs)和墨西哥紀錄片影展(DocsMX),推出北美和南美紀錄片,共同呈現「美洲紀錄片連線」;頗富政治意味的單元「獨立映照」(Reflections on Sovereignty)則以英國脫歐、科索沃獨立、加拿大原住民抗爭為三個章節,放映多部影片討論獨立與主權;再包括以虛實混種紀錄片為主的「Fake It So Real」,動畫短片的「DokuKids」,以及英國前衛導演John Smith的回顧展,美國導演Travis Wilkerson的專題等等。本屆單元總數多達21個,不僅可看出DokuFest有強大的國際夥伴後援,單元之間也多元跨度,直橫交織出豐富的影展圖像。


進擊的工作坊

除了電影放映座談與音樂表演外,DokuFest也安排了多場「現場電影表演(Live Cinema)」,像是電影人Vincent Moon與音樂家Priscilla Telmon和Agon Shporta的共同創作,他們以攝影機捕捉來到普里茲倫後的風景與見聞,經過簡單的剪接後即上場表演,取代彩排的是完全的音樂即興,景框之外的鋼琴與打擊樂,加上景框內的城市環境音,音樂與影像展開層層對話,成為入夜後山上碉堡的唯一亮點,在涼爽的山風吹拂下,觀眾們如癡如醉地享受這一幅城市風情畫。

此外,琳瑯滿目的工作坊,成為一個個具體實踐的計畫,包括給兒童參加的動畫與芭蕾舞工作坊,給電影專業者的電影媒體工作坊,以及給年輕人(16至25歲)參加的美術館策展工作坊和街頭藝術(Street Art)工作坊。

街頭藝術工作坊屬於DokuPhoto項目,此次和巴爾幹半島上最大的攝影博物館Marubi National Museum合作,Marubi位於阿爾巴尼亞的斯庫台(Shkodër),創立於1970年,館內收藏了超過50萬張照片,包括了1858年攝影術剛進到阿爾巴尼亞的紀錄,近年也陸續數位化並公開許多歷史照片開放使用。

藝術家展開為期兩天的工作坊,第一天先是以塗鴉次文化的互動為題授課,第二天則開始從Marubi所提供的照片中挑選圖樣並製作大型輸出,然後研究普里茲倫的城市地點,要為這座古城妝點新裝。於是,年輕人們開始剪裁大量照片,到各個地點角落黏貼上這些肖像照片,走在某個不經意的街角,很可能就會與「歷史」相遇,改變了整個城市以觀光為導向的趨勢,為市容加入了更多藝術文化氣息。

在影展結束的前一天,DoukuFest也與Marubi合辦了一場光雕投影(video mapping)展覽。藝術家將照片重新編排和調色,隔著河流投影到對岸的高聳建築物,並量身打造光影效果,讓這些歷史照片再次「活」了起來,穿梭在街道上的群眾無不仰頭眺望,這既是一場戶外展覽,也是另一種向現實進擊的「現場電影」。



顛覆貧困

策展人Veton Nurkollari在訪談中提到,今年在影展期間,他看到了好多人的笑容,甚至更勝過往,每年他總會希望影展規模能再小一點,工作人員不用那麼辛苦,但最後規模卻仍越來越大,因為有太多有趣且想做的事。

然而,對這個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來說,或者對他來說,影展預算的不穩定永遠是最困擾的事。雖然已爭取到Pro Credit銀行連續13年的贊助,還有許多歐盟基金、外館、企業的支持,但他們總認為地方政府應該多贊助一些,畢竟這是一個屬於普里茲倫的重要節慶。

DokuFest每年的預算大概在30萬歐元(約1,100萬台幣)左右,但地方政府只補助了1萬歐元(約36萬),金額的多寡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官方對此活動的重視程度。DokuFest曾揣想,是否政府官員不曉得影展的重要性或影展在做什麼?也曾邀請官員來參加活動,但最終仍不了了之,甚至曾委託金融公司對DokuFest進行分析,評估影展對當地帶來多少經濟效益,答案是驚人的400萬至500萬歐元(約1億4,000至1億5,000萬台幣),餐廳、酒吧、交通、紀念品等等都是消費的一環,希望從經濟層面藉此說服政府,但政治的變動性、貪汙、輕忽藝文等等問題,都使得官員的承諾變得不可盡信。

除了舉辦DokuFest之外,團隊也在一年之間執行各種推廣和教育計畫,說明了影展並非只是煙火式的活動,連帶進行更多扎根和灑種的工作。從影展工作人員的年輕化,可看出DokuFest已經成功博得年輕人的認同感,這也是一個屬於「未來世代」的影展。

在預算限制下,DokuFest發展出自成一格的志工系統,Veton與部分團隊成員,早期有四、五年的時間也是以志工身分無償籌辦影展,如今DokuFest每年約有700位來自科索沃各地的年輕志工報名,經過徵選後留下約150名菁英,負責販賣商品、接待工作、管理戲院、活動執行、協助放映等工作,一方面對他們來說是學習的好機會,另一方面也為影展帶來源源不絕的正能量。像是來機場接機的小男生年僅17歲,而擔任評審接待統籌Ilir MEMAJ,四年前第一次以志工身分參加影展,如今他升上大四,已能獨當一面負責所有評審的行程與接待。

面對志工,Veton認為必須小心翼翼地呵護他們,特別是科索沃因為政治的關係,出國需要複雜的簽證流程,年輕人並沒有在歐洲自由旅行的權利(歐洲各國可免簽進入,但科索沃無法免簽進入歐洲其他國家),國內也沒有鐵路,參與影展能接觸到世界各國的影片與影人,就成為重要的文化交流經驗。DokuFest也在細節上去爭取志工們對地方、對影展的認同歸屬,像是透過「志工限定」的影展T恤,影展結束後所有志工的烤肉派對與大合照,照亮心中的榮耀感。

或許可以說,DokuFest令人欽佩之處,就在於面對種種限制時,總能無畏地去創造新的可能,影展也同樣關懷在地、關懷未來。這種顛覆貧困的精神,不只體現在節目與活動的策劃上,也隱含在各種執行的細節裡,讓人深深感動。

在頒獎典禮後,緊接著放映閉幕片,是焦點影人Travis Wilkerson的新作《Did You Wonder Who Fired the Gun?》。他也到台上致詞並說道:「DokuFest是一個有膽識、有勇氣、願意挑戰危險的影展,而這正是現今影展最缺乏的質地。」

九天的影展旅程,就在DokuNights的告別音樂會後告一段落。但這場「秀」並沒有結束,DokuFest宣佈從即日起,他們將發起群眾募資,投入古老戲院Lumbardhi的復興計畫。Lumbardhi戲院建立於1948年,曾是普里茲倫最重要的娛樂場所,承載了許多人一生中最美妙的回憶,但在戰後就停止營業,僅在影展期間臨時使用,這個計畫希望能為戲院重新整修,甚至添購DCP放映設備,以新面貌再次問世,成為未來的新天堂樂園。

而在關於「未來」的論述上,DokuFest還有一句:「Future Is Here, Give Me Back My Future, I’m So Future.」


--
DokuFest官方網站:http://dokufest.com
古老戲院Lumbardhi的復興計畫:https://kosovaideas.com/campaign/detail/343
圖片提供:DokuFest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